: 天益網 綜上所論，孫吳境內，確曾使用過延康、黃初年號。那麼，吳簡及文獻中又存在著相反的證據，如何理解呢？關於公元220年至222年之間孫吳所奉行的年號及其問題，我們應當從歷史實際中去探尋。
我們知道，孫權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冬發動對荊州的襲擊前，就與曹操聯絡，『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次年曹丕代漢，孫權仍然尊奉北方，黃初二年八月『遣使上章』，曹丕『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三國志・魏書】卷二文帝紀）。【三國志・魏書】卷一四劉曄傳，注引【傅子】:『孫權遣使求降，……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同樣還有一些記載，把孫權遣使結好曹魏，說成是稱臣求降。【資治通鑑】也基本接受這種敘述。我認爲這是符合事實的，足以反映吳魏關係的性質。
曹丕從受降開始，就要求孫權送太子孫登爲質，孫權推延不從，渡過了吳蜀戰爭的困難時期以後，遂於黃初三年（222年）十月與曹魏破裂。孫權建年號黃武，雙方在江陵交兵，【三國志・魏書】卷二文帝紀稱爲『孫權復叛』。【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吳主權傳又說:『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也就是說，表面的稱臣於魏的關係，一直到黃初五年（黃武三年）才終止。黃武三年夏天，張溫使蜀，吳蜀同盟關係全面恢復，孫權才徹底結束了同曹魏的曖昧往來。
雖然【孫權傳】說孫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可是行用年號這種事，恐怕更多地具有『外』的性質。現在的吳鏡銘辭中，沒有發現『建安二十六』、『建安二十七』這樣的紀年，卻有黃初二年的紀年。是不是據此可以推測，黃初二年至黃初三年十月這一段時間，孫吳的確是奉行黃初年號的呢？棄四分曆、改乾象曆，發生在黃武二年（黃初四年），似乎也可以作爲這一推測的一個依據。
吳簡及文獻中建安二十六、二十七這樣的紀年，是孫吳追述往事時，所採取的遮羞的辦法。這也就是說，現有吳簡中相關的紀年簡，都是後來追述當年事務時所製作的，並不是真的黃武以前的簡。文獻中建安二十七年的紀年，便是由這一習慣做法所導致的。然而，建安二十七年（黃初三年），便是黃武元年，爲什麼吳簡和文獻不直接使用黃武元年，卻要使用建安二十七年紀年呢？前面所舉韋昭撰【洞紀】四卷，稱『記庖犧已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這是把黃武年號的行用當作孫吳歷史的開端，只記載黃武元年十月以前的歷史，以建安年號作爲其下限。這種做法，並不是韋昭個人的發明，很可能是孫吳官方的某種政策，因此才能夠反映到吳簡這樣的地方政府財政文書中來。
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一文中，報告了以下四簡:
①入吏所備船師梅朋建安廿五年折咸米六斛（6-2263）
②入□鄉傳卒付建安廿六年限米廿四斛（6-1843）
③入吏番觀所備船師何春建安廿七年折咸米四斛（6-2277）
④其二斛八斗□昭勉□□陳晉黃武元年米（6-2178）
以上①、③兩簡中的『折咸米』，王子今先生認爲就是『折減米』，是倉米在儲運過程中所發生的損耗，是一種合理損失[9]。看起來，把以上四簡的內容都理解爲事後追述，完全是說得通的。吳簡中也有大量的例證，存在著隔數年而繳清有關稅米、限米的情況。我舉兩條例證:
1.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黃龍三年[稅]米□□□□[斛]二斗司馬黃升黃龍元年米（6-2197）
2.領黃武五年佃卒限米□□斛黃龍三年民貸食□□（12-6591）
兩簡所述都是跨越好幾個年度的倉米出入帳目。建安紀年簡就屬於這種情況。
可是，③、④兩簡的年份分別是建安廿七年和黃武元年，事實上是同一年。這種情況如何理解呢？我認爲，吳簡中的這一情況，可能與賦稅繳納的年度計算方法有關，也就是與政府財政年度的區分方法有關。黃初三年十月，孫吳建年號黃武，從財政年度上看，已經進入下一個年度，而秋收以前的可計入黃初三年（建安廿七年），此後的計入黃武元年，因此會出現對同一年的不同年號使用。這種情況，與韋昭使用建安廿七年以限斷孫吳以前的歷史，背景相同。同樣的用法，史書中也很常見。比如【三國志・魏書】卷五后妃傳述文昭甄皇后於公元220年一年之內的事跡:『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後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同一年記事使用兩年號，就是出於歷史限斷的需要。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