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書摘 王元化先生在學術上做到了心口如一，對人對己如一。這是需要勇氣的，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在學術上。
在我眼裡，王元化是一個既單純又豐富、具有鮮明性格特點的人物。當年――五十年代初，忠厚長者孔羅蓀背後笑稱他是個『性格演員』。那是說他是個有稜角的人。如果讓我形容他，我說他是一位富有詩人氣質的學者。
我形成這樣一個看法是經過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的。在我剛認識他的時候，說老實話，我對他不但沒有好感，而且還相當反感。五十年代初，他很被領導器重，身負文藝界好幾個方面的重任。當時胡風問題初露端倪，隱約間也聽到過視他爲胡風派的議論，而且幾度傳聞在他擔任總編的新文藝出版社，爲社內的『胡風派』所不滿，遭到他們的攻擊。但他仍受到上海的領導、至少是夏公的信任和支持。當時他給我的印象是『少年得志』(聽說他十七歲入黨就得到地下黨領導人的另眼相看了)、恃才而驕、頗爲自負，甚至有一股凌人的盛氣。平時不苟言笑，發言每每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口氣。這種神態用普通話說是『很兇』還不傳神，要用俗語說『很飆』才行。因之，即使到了文藝工作委員會，我和他辦公室門對門，我也不想和他多打交道，連當時我寫了文章，夏公叫我先拿給他看看，我也儘量拖延。
讓我對王元化改變看法的是反胡風運動。據我接觸所及，胡風除去文藝主張不見容於當時最高領導之外，他還被認爲有『宗派主義』。夏公一直認爲王在這兩方面都與他們有所不同，1954年還將他吸收進上海批判胡適、胡風學術思想的領導小組。但待到胡風『反革命材料』公布，涉及他們之間有過通信往來之後，誰也無法保住他了。凡有信件公布者一律立即淪爲審查對象。他的情況還相當嚴重，不僅宣布進行審查，而且當即抄家隔離。
我在好幾篇文章中談到過我目睹他被檢抄辦公室時，他以臂掩面直挺挺地躺在帆布床(當年處長以上幹部都在辦公室配一帆布床，供午休之用。)上情景的感受。儘管後來在『文革』中我自己也反覆被抄家，但這第一次親眼看抄家所受到的精神震撼至今仍難忘。由此不僅看到黨內鬥爭的殘酷，同時，還看到人作爲個體脆弱的一面。王元化，還有一些所謂『胡風分子』，都是當時已很少見的『飛揚跋扈』、桀驁不馴的文人，但在強大的政治運動面前不堪一擊，只要政治機器壓過來，毫無掙扎餘地只能束手待斃，甚至化爲齏粉。後者給我的震動尤大。
王元化在隔離審查中的情況，我不了解。但他『結案』時的表現，卻讓我徹底改變了對他的看法。前面提到過，夏公對他一直很欣賞很器重，周揚同志似乎也如此。周揚曾說過他是黨內爲數不多的文藝理論家。在他的問題即將『結案』時，我在宣傳部文藝處聽說，周揚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認胡風是個反革命分子，就可將他作爲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但他認爲缺乏有說服力的證據，予以拒絕。領導層給了他逃出『階級敵人』厄運的機會，他居然不接受。結果他是戴上胡風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出來的。許多人爲之惋惜，我則爲之一驚！這是什麼樣的骨氣！這種傲骨真有一種遺世獨立的悲壯！我不由得修正了過去對他的成見。我開始悟到不能以某些浮面的表現來論人。他身上的『驕橫』之氣，並非無端的自負，其實包容著一副不屈的傲骨。人是需要骨氣的，這樣才能在突發的災難面前保住自己起碼的尊嚴。
我是在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在剛成立不久的上海文學研究所古典組之後，帶著幾分欽敬的心情與他逐漸接近，也與他的家庭逐漸接近起來的。如果說更進一步的接近，那則是在『文革』之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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