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3）

  : 河南大学学报

五、利用神权与史官之权制约皇权
制约皇权的过程充满艰辛和危险。与皇帝相比，士大夫个人毕竟人微言轻，传统的忠君观念根深蒂固，大原则不可也无意更改，便想方设法，利用种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苏辙言：“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但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然而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而赏罚之于一时，犹惧其不能明著暴见于万世之下”，因而有史官之权：“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神权（天）、史官之权被宋代士大夫充分发挥，犹如尚方宝剑，成为制约皇权的有力武器。
首先看对神权的利用。士大夫经常强化皇帝的敬神意识：“政之大端二：曰治民，曰事神。自天子达于郡邑，外此无大务。”敬神是天子的两大任务之一。神的代表是天，吕公著上书道：“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懿，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士大夫们还说：“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于人君有告诫之道焉，示之以像”。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变化，都是天神对皇帝的警示，在士大夫的解释与强调下，常常迫使皇帝为之避正殿，减常膳，大赦天下，蠲免赋税，中止兵革土木，收敛荒淫等等行为。
宋真宗后期“频岁蝗旱”，皇帝问翰林学士李迪如何救济？李迪说：“陛下东封时，敕所过毋伐木除道，即驿舍或州治为行宫，裁令加涂既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过往时几百倍。今蝗旱之灾，殆天意所儆陛下也！”巧妙地指责了宋真宗的荒唐行为。因推出了天神为助，宋真宗“深然之”，只得认罪。宋宁宗时，朝野对任用奸相不安，王迈在轮对时大谈“君不可欺天”，指斥宋宁宗“厚权臣而薄同气，为欺天之著”。宋宁宗深受感动，“为改容”。宋代士大夫对天神权威的渲染，严重地威慑着皇帝，使其精神上承担着压力。绍熙二年十一月，朝廷正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忽然狂风暴作，大雨骤降，宋光宗“震惧感疾”，“自是不视朝”，从此精神失常。
士大夫非常重视神权这一工具。当有人对宋神宗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时，老于世故的富弼深感忧虑，谓然长叹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是治乱之机，不可不速救！”立即上书数千言，竭力予以反驳。破除迷信当然是正确的，但对当时而言，却是有害的。富弼说出了一个看似荒诞的道理：敬神畏天有利于约束皇权。
史官之权同样使皇帝畏惧。史官主要记录皇帝的言行，将其编成起居注、时政纪、实录，最终载入正史，传之千秋万代。元丰年间，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恶不可不去。”在具体的朝政中，士大夫常以此来警告皇帝。宋神宗任用宦官李宪主持陕西边防，邓润甫即上书道：“岂可使国史所书：以中人将兵，自陛下始？”宋哲宗时，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致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苏轼上书请求废除此法，其中说道：“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弊法。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窃为圣世病之！”
皇帝富贵齐天，有生之年别无他求，唯希望青史流芳。对此，他们不能不顾忌，遂为史书所制服。宋太祖时，一位官员称有急事非时求见。宋太祖正在后苑弹雀玩耍，紧急接见。但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大怒。该官说：“臣以为尚亟于弹雀！”宋太祖更加恼火，举斧砸在他嘴上，打落两颗牙齿。其人缓缓拾起牙齿装入怀中。宋太祖骂道：“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宋太祖闻听立即换了副笑脸，并赐金帛表示道歉慰问。又一日，宋太祖罢朝后坐在便殿，长久低头不语，从臣询问其故，才沉痛地说：“尔谓帝王行事容易乎？朕早来乘快指挥一事有误，史官必书之矣！”原来是做错事怕留恶名。淳化年间有一县尉上书言事不实，宰执竟欲定其“妄言”罪处治。宋太宗却说：“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恐史官载之于史，被后人斥为暴君。
显然，史官之权是宋代士大夫手中的又一法宝，可威胁或激励、引诱皇帝，使其从谏、弃恶、扬善。皇帝也因此增强了自律意识。
六、强化对皇帝的教育
人的言行、思想与受教育情况密切相关，对于大多数出自宫中、与社会很少直接接触的皇帝而言，尤其如此。储君即位之前，几乎都在受教育阶段，在位的皇帝也有经筵制度，定期不定期地时常接受士大夫的儒学教育。如何培养塑造皇帝，是士大夫的重要任务，成败与否决定着国家和士大夫的命运。加强对皇帝的教育，是士大夫限制皇权的又一种方法。
一次，某经筵官为宋仁宗讲授《论语》，至“自行束修以上”时，忽然节外生枝道：“至于圣人诲人，尚得少物，况余人乎？”宋仁宗只得每人赏赐七匹绢为束修。如此当面向皇帝索取报酬，使一些人深感羞耻。但换个角度看，经筵官此时改变了以臣对君的身份，而是以师自居，把皇帝当成了受教育的学生；再者，为皇帝授课，不只是义务，而且是应付报酬的劳动，从而维护着师道尊严。由此特例折射出对皇帝实施教育的权威性，迫使皇帝服从教育。另一例子也较典型。年幼的宋哲宗去听课时手折一柏枝玩耍，讲官程颢即时以师尊身份批评道：“方春万物生发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宋哲宗闻听，“亟掷于地”。直到下课脸色仍未好转。反映了对皇帝教育的具体性、及时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
对储君及皇帝的经筵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如宋真宗为太子时，“讲《尚书》凡七遍，《论语》、《孝经》亦皆数四”。仅此就可知功课繁重。次之为史书，或正史，或杂史，或自编可为龟鉴的历史教材。正试授课之外，还有课外功课。如元佑时，经筵官即“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所进故事皆“可为规戒，有补时事者”。教材除文字外，还有更宜于接受的图画。宋仁宗时，翰林待诏高克明等即绘有图画教材，“极为精妙，叙事于左”，使皇帝日夕展玩，“解释诱进”。
此外，士大夫严格控制太子或年幼皇帝的学习方向和接触范围。如宋仁宗的迩英阁中曾置《太玄经》和蓍草，王拱辰即予制止：“愿垂意六经、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学。”次日即撤去。绍兴末年，任命太子为临安尹。太子谕德陈Y谏曰：“储宫下亲细务，不得专于学，非所以毓德也”。太子一惊，立即辞职。士大夫竭力使太子或年幼皇帝与老成持重和敢言直谏的士大夫相处，以熏陶感染之。“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故而，经筵官日益增多，由宋初的一二人，增为宋仁宗时的20余人。士大夫按自己的意愿培养皇帝，对所讲内容，常常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任意发挥。如为宋仁宗讲《周易・节卦》时，有“慎言语，节饮食”之句，讲官做如此解释：“在君子言之，则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节；在王者言之，则命令为言语，燕乐为饮食，君天下者当慎命令，节燕乐”。宋仁宗听后“大喜”！中书舍人彭龟年则是这样向宋宁宗概括帝王之学的：“人君之学与书生异，惟能虚心受谏，迁善改过，乃圣学中第一事，岂在多哉！”归结起来，就是要把皇帝教育成少发命令，少燕乐，从谏如流，改过从善，清心寡欲的无为之君。在他们的造就下，许多皇帝养成了读书的爱好。如王岩叟曾问宋哲宗：“陛下宫中何以消日？”答道：“并无所好，惟是观书”。王岩叟趁机说道：“大抵圣学要在专勤，屏去他事则可以谓之专，久而不倦则可以谓之勤，如此，天下幸甚！”意在使皇帝专心读书，少管他事。如此，则天下――士大夫便幸甚了。
宋仁宗即是士大夫培养出的一个典型。他6岁受教于资善堂，9岁立为皇太子，13岁即位，在位时间最长，凡42年；故而听讲读最勤，受教育最多。最终，“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史称宋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其实正是出于儒臣的教育培养；所施为“忠厚之政”，死后定谥被誉为“仁宗”。史官范祖禹总结宋仁宗的丰功盛德“所可见者”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并提出要宋哲宗效法，宋哲宗深表赞同。可见宋仁宗成为士大夫和皇帝心目中的理想之君。
七、结语
综上所述，在两宋300多年的历史中，士大夫政治取代了以往的士族门阀政治或军阀政治。士大夫以与皇帝共天下为己任，运用种种直接、间接、临时、长久的手段与战略，在精神上、思想上、言行上企图控制皇帝、制约皇权，并在许多方面、许多场合取得成功，主导着宋代政治运作。元人揭菟挂浴爸魅岢记俊蔽纬奶氐悖此得髁怂未看蠓蛘蔚那看蠛陀行АＶ辽倏梢运担未挥谐鱿直┡爸糯幕霸旒庇谒未胧看蠓蛘斡凶偶芮械墓叵怠
宋代士大夫政治中毫无疑问地贯彻着忠君思想，只是要建立与以往不大相同的君臣关系，要求皇帝尊重并更多的听从士大夫，使二者的关系更紧密融洽，由君主独裁变为君主与士大夫共同专政，从而适应时代，保持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共享富贵。在中国封建时代中，这是一个进步。程朱理学的产生，便是士大夫政治的思想结果。
在我们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如一味强调君主权力至高无上，君主专制绝对地日益强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妥当的。同样也不能解释儒家思想如何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更不能解释在日益强化的君主专制下，宋代经济文化为何更加发达。如同历史进程的波浪式一样，君主专制的程度也有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