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2）

  : 河南大学学报

第二，由少数变为多数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魏了翁言共天下“二三大臣”，所指是皇帝身边的宰相，也即由君主专制变为少数权贵专政，但寻即有人提出新观念。宋理宗时监察御史洪天锡曾上书愤然而言：“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臣阉享有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向皇帝提出警告：只依靠信用少数权贵是难保天下的，应共享富贵才能长享富贵。至宋度宗时，更有臣僚言：“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不能由皇帝独裁，要与政府即士大夫共同商议裁决才能治理好。暗示着天下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有的天下。
第三，共同享有治理天下的功名。乾道年间，宋孝宗一度独揽权纲，“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徐谊因而上书说：“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皇帝独裁，大臣沦为事务官，在宋代是不正常现象，因而士大夫要从皇帝手中夺回应有权力，治天下的功劳和名位应与士大夫分享。
共天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皇帝而言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对士大夫而言是与皇帝共天下。士大夫不甘于作皇帝的附庸奴仆，增强了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烈地体现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对此，皇帝一般是认可的，对士大夫集团是尊重的，前引“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特殊礼遇外，另有两例很能说明问题。程颢曾与宋神宗一起讨论人材问题。宋神宗当时感到人材不足，表示：“朕未之见也。”程颢当场指责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马上“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又如高宗曾明确说道：“朕学问安敢望士大夫！”有自知之明，不敢妄自尊大。
共天下的具体表现，不是士大夫集团承担着朝廷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而是大政方针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在多数情况下的决策，体现了这一精神。“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甚至进一步向下延伸，广泛征求吏人的意见：“太宗留意金谷，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对崇政殿，询以计司利害。”三司长官也不自做主张，有决策甚至召集百姓讨论。如陈恕为三司使时，“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熙宁年间，“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如此充分征求意见，尽可能地完善出台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决策开明化或“民主化”。
无论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还是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都意味着天下不再是皇帝一人的，比君主独裁无疑是进步的，适应了历史发展，应予肯定。同时还应指出，这是皇帝与士大夫集团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利用、共同统治、共享富贵的关系，利益一致，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民。宋神宗与文彦博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在讨论变法时，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士大夫与百姓是对立的，士大夫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皇帝应首先考虑士大夫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这就是共天下的阶级实质。
三、对皇帝的激烈抨击与劝谏
宋代士大夫在限制皇权的斗争中，始终做着顽强的努力，而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之际虽时有震怒，多数情况下允许甚至鼓励直言。如宋太宗不仅多次鼓励臣下直言，并将左、右补阙改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改为左、右正言。立此“新名”，“使各修其职业”。从制度上增强谏官的监察机制。何坦言：“大载我宋之祖，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宋仁宗曾从另一角度说过：“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叶适也说：“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之以至于公卿。”就是说，敢于陈指时事，是升官的一个途径。表明皇帝鼓励直言。
宋代士大夫在内心深处并未把皇帝当做神圣，而是当做人看待。韩琦曾对宋神宗说：“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俨然以恩相长辈自居，但无论皇帝还是大臣，并不以为跋扈。王安石在一封书信中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为父母之羞。”皇帝行为不端，照样遗羞于天下。从这点出发，皇帝会犯错误，犯错误应予批评，也就正常了。
宋太祖曾迷惑于一女色，在群臣批评后决意摆脱，竟借该女熟睡之际亲手杀害。韩琦在审阅《三朝圣政录》时发现此事，大为不满：“此岂可为后世法！己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删去。毫不客气地指责宋太祖不能自律和滥杀无辜。又如漳州通判王迈，对宋理宗直斥宋宁宗：“天与宁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旷不视事，道路忧疑，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隐、刺覆绝，攸、缱鸪瑁俾俜叮闲邢滦В┳渫獗胥５穑颂煊肽贾耘玻　苯杼炫硎隽怂运文诘牟宦Ｋ卫碜谑保嗝芨倍汲兄纪醪螅允彼担骸氨菹虑渍迥暧谧龋⒌麓笠滴茨苤谔煜拢刑煜轮檎撸纹浼匆岩玻恳橐萦Φ拢蛱煜陆员菹挛替⒅苡闹鳎　惫唤卫碜诒茸霰┚杈
许多批评落到实处，仍是责怪皇帝滥用权力。赵普曾对宋太祖言：“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士大夫们再三指出，皇帝滥用权力即是乱政。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他要皇帝明白，即使你英明，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也是不对的，况且并不能事事正确，必将遗患致乱。宋宁宗初，皇帝“今日出一纸去宰相，明日出一纸去谏臣”，士大夫感到不妥，既危及自身利益，又被剥夺了应有职责。监察御史吴猎便上书，“谓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宋仁宗曾直接行使司法权，近臣有罪，不交司法部门审讯判决。谏官王贽挺身而出，指责道：“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宋仁宗只好返回权力。更多的情况下，士大夫们竭力向皇帝灌输纳谏的意识。他们反复提出“人主不可求胜于天下，不可废天下之公议”；“人主不可以自用”；“崇儒纳谏，人主之大利”。如知谏院傅尧俞上书宋英宗：“窃见士大夫以至吏民，皆以陛下为不纳忠谏。陛下以睿圣之资，而得此声于天下，岂不惜哉！”如此千言万语，实质上就是一句话：皇帝应虚心接受士大夫的意见与批评，不可独裁和妄自尊大。
面对士大夫的直言极谏，宋代皇帝并非置若罔闻，其言行不得不有所收敛。宋仁宗即言：“台谏之言，岂敢不行！”宋徽宗出示玉制酒具对大臣说：“欲用此，恐人以为太华……先帝作一小台才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宋光宗时，给事中谢深甫屡屡抵制皇帝的不当委任，致使每逢左右近臣私下请求恩命时，宋光宗便说：“恐谢给事有不可耳！”由此可见，宋代士大夫的直言敢谏，造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力量使皇帝感到畏惧，在很多情况下有效地制约着皇权。宋人屡有谏人主易、言大臣难的议论，表明了皇帝纳谏、士大夫敢谏的良好政治风气。
四、对皇帝命令的抵制
士大夫制约皇权的另一直接有效的方式，即抵制、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宋真宗曾遣使持手诏来见宰相李沆，欲封刘氏为贵妃。李沆竟当着使者的面将手诏焚烧，并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焚诏之举，表明毫无商量余地，也表明对宋真宗不妥当旨意的蔑视。又如枢密使杜衍“务裁侥悻，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宋仁宗说：“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宋代政治体制中还专门有一制约机制，即封驳制度。知制诰、中书舍人、给事中、封驳司等，都具有封驳诏命的职权，比前代有大的发展。如“唐制惟给事中得封驳。本朝富郑公在西掖，封还遂国夫人词头，自是舍人遂皆得封驳。”所谓封驳，即拒不起草、拒不颁行皇帝的旨意。
封驳制的正常实行，显示了士大夫高度的责任心和顽强的斗争精神。靖康初，政局更新，封驳之举频繁。宰相唐恪对朝请大夫王仰说：“近来给、舍封驳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几差除不行也。君可语之。”晁说之听到传来的劝说之词，“笑而不答”，显然是不以为然。宋光宗时，中书舍人楼钥“缴奏无所回避”，皇帝也无可奈何，有所顾忌，“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宋理宗时，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换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所起草的贬官诏书，用的却是赞扬之语，目的在于为他将来官复原职做准备。宋理宗当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劝告他“可更之”，牟子才不同意。时相也来劝说更改，牟子才大义凛然道：“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皇帝、宰相竟无计可施，只得罢休。士大夫的缴诏封驳行为，制止了皇帝轻率或荒唐的旨意，避免了恶劣后果的产生，杜绝了更多的非分企图，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约束了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