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网历史 为什么呢？
这是说来话长的。首先，地主经济的成立，是以土地自由买卖为前提的。没有钱可以卖去土地，有了钱可以购买土地。这就自然为商人、高利贷业者开了一个变成地主的门径。虽然，汉武帝曾严厉禁止取得市籍的人及其家族占有土地，但以后依所谓“缗钱令”，“使商贾中产以上大率破灭”的时候，不是统计“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史记・平准书》）么？商人不但拥有大量土地，还永远大量奴婢。商人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兜一个圈子，以土地资格做官，当然就无法叫官不占有土地，不经营商业、高利贷业或其他企业了。
而且，实行地主经济的结果，国家要把以赋税方式获有的大量农产品，变为商品、货币、俸给及其他开支。那不但使私人商品货币歼击机得到发展，而由是刺激一般商业、一般高利贷业，同时还造出一种握在官僚手里的特殊的商业、手工制造业和高利贷业。经商成了国务或国家公务的一件重大的事，中国士宦不像欧洲贵族、僧侣那样把商业看为“不洁”、“不自然”的作业，且从而“追逐之”，就颇为自然了。
商业如此，伴随商业而产生的高利贷业亦系如此。以谷米为中心的商业如此，一切日用品如盐、铁、酒、布也就自然变成官业对象，由管制流通过程，进而管制生产过程了。商业不但与高利贷结合起来，且进一步连通高利贷业与各种形态的手工制造业取得了密切联系。两汉之际的王莽时代，就有所谓六管五均的“国家经济”形态出现。官卖、官营、官贷的经济活动，虽然间或也引起一、二不识势时务的好心肠的士大夫发出“与民争利”的叹声，但一般的仕宦却可用“为民兴利”的大口实来使他们的经济活动“合理化”。他们在朝时千方百计地去接近各种形态的官业，在野时又像“先天地”注定是族产、学田、积谷……一类公共产业的经管者。他们多半原已是地主兼高利贷者，一经在朝在野同“公家经济事业”接触，就很快要“发迹”了。
他们无论是“达则兼善天下”地把持朝政，抑是“穷则独善其身”地武断乡曲，始终在把政治作为达成经济目的的手段。而这种倾向，就是直通“贪污之路”的便桥。
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被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稀罕。历代对于贪官污吏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多。
贪官污吏之多，一般人总喜欢用“民族性”或“风气”异类玄学性质的背景去解释，以前者而论，仿佛中国人是天生成贪污似的；以后者而论，又仿佛有一二出类拔萃的人物出来表率一下，风气就会改变过来似的。
两者通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中国有关贪污误国的最早古典曾指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这“古典”不知被千百年来的文人学士官吏们诵读了几千万遍，然而事实一直在反复给它以确证。在汉元帝时，贡禹曾上书解说贪污的由来：“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海内大化。……武帝临天下，……用度不足，……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者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勤谨为，勇猛而临官。’……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豪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此！”（《汉书・贡禹传》）
这段话对于贪污的说明，比之一般所谓民族性论、风气论要接近事实多了，特别如“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确系入骨三分。一个“无义而有财者”在位，一面需要有“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者造假帐，“欺上府”；同时又需要“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为爪牙，供驱使。于是一个贪官，便必然会配合有大批文武污吏，其结果自然是相率不讲孝悌礼仪，而群以“多财为光荣”了。然而这说法也只是就事论事少了一点玄学迂腐气，仍不能给我们以明确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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