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絲綢之路申遺項目）

  來源: 中國考古網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是絲綢之路上的著名墓葬群。它位於固原市原州區西、南郊（現開城鎮）的小馬莊、羊坊、深溝、大堡、王澇壩五個自然村和南塬一帶。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的建造時間為公元 6～7 世紀，歷經北周、隋、唐三個王朝。該墓地的考古發掘始於1982 年，到 2004 年共發掘北周及隋唐時期大、中、小型墓葬 50 余座， 其中著名的墓葬有北周墓 3 座、隋墓 1座、唐墓 6 座。該墓出土了大量蜚聲中外的反映絲綢之路文化交流與民族遷徙的珍貴文物，典型器物有鎦金銀瓶、玻璃碗、金戒指、鐵刀、東羅馬金幣、薩珊銀幣、寶石印章、瓷器、銅器、壁畫等，還有能夠體現墓主人身世的墓誌及其兩具歐羅巴人即白種人的骨架。出土文物內涵豐富、博大精深，具有不可比擬的歷史、考古、民族與藝術研究價值。
　

　

墓道壁畫

　
　　　 公元 4～7 世紀是沙漠綠洲絲綢之路的繁榮昌盛時期，長（安）―涼（州）之道的北路途經寧夏境內 190 多公里，形成了著名的『蕭關古道』，而固原就是古道上的咽喉重鎮，貢使、商賈、僧侶往來頻繁、絡繹不絕，諸多民族遷徙、文化交流、宗教傳播多源於此。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中出土的眾多中西亞器物和受其風格影響的器物，如13 枚薩珊金銀幣及其仿製品，展現源於希臘、羅馬文化藝術風格的巴克特里亞金屬製品――鎦金銀瓶，來源於伊朗高原薩珊玻璃系的凸釘裝飾玻璃碗，微雕生命樹母題並刻有中古波斯銘文的寶石印章等，以及手握或口含金銀幣的葬俗，證實了絲綢之路沿線文化傳播的興盛和文化交流的發達。 尤其是出土的 7 盒史氏與安氏墓誌，記載了隋唐間活動於中亞索格底亞那的粟特人即『昭武九姓』人中的史氏流寓原州的事實。粟特人以擅長經商而聞名於世，公元 3～8 世紀，他們沿着絲綢之路從撒馬爾干到長安一線建立了諸多商貿點和定居聚落，操縱着絲綢之路上的國際商貿活動。 有些也躋身於官宦之列，生活在原州的粟特史姓人就是『因宦徙居』，他們均擔任原州的中上層官員。墓地的發現，證明了這裡是絲綢之路沿線粟特人在中國境內的重要聚居點，也為研究絲綢之路沿線粟特人華化和民族交流提供了實物資料。經鑑定，唐墓中出土的兩具人骨架頭骨的顱面形態具有白種人的特徵，史籍中關於粟特人面貌的記述有歐羅巴人種特徵。依據體質人類學的研究結果，把歐羅巴人分布的最東界從新疆東部的哈密地區推進到了寧夏南部的固原地區，具有特別的意義，進一步說明絲綢之路上原州人種分布的多樣性。
　

　

墓道壁畫

　
　　　 北朝時期，固原是著名的北方軍鎮之一，這時又逢絲綢之路興旺和暢通的重要時期。 固原西南郊成為古人埋葬的理想之地，不乏高官在這裡營造大型墓葬。迄今已發掘北朝時期墓葬十幾座，其中北周大型墓葬 3座，即柱國大將軍、原州刺史李賢夫婦合葬墓，原、鹽、靈、會、交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宇文猛墓，柱國大將軍田弘墓。這 3 座權臣的墓葬呈東西一線並列分布，自李賢墓到宇文猛墓距離為 1.72 公里，宇文猛墓到田弘墓距離為 0.67 公里。營造時間前後相距 10 年，宇文猛墓造於北周保定五年（565）， 李賢墓造於北周天和四年（569），田弘墓造於北周建德四年（575）。 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批蜚聲中外的文物，尤以鎦金銀壺、凸釘裝飾玻璃碗等國寶級文物而著稱。
　　　 隋唐時期的著名墓葬主要有粟特人史姓墓葬 6 座，即大隋正議大夫右領軍驃騎將軍史射勿墓（隋大業五年，公元 609 年），大唐故左親衛史道洛墓（唐顯慶三年，公元 658 年）， 大唐故朝請大夫平涼郡都尉史索岩與夫人安娘合葬墓（唐麟德元年，公元 664 年），唐游擊將軍、虢州刺史、直中書省史訶耽墓（唐總章二年，公元 669年）， 唐司馭寺右十七監史鐵棒墓 （唐咸亨元年， 公元670 年），唐給事郎蘭池正監史道德墓（唐儀風三年，公元 678 年）。還有一座非史姓的大周處士梁元珍墓（唐聖歷二年，公元 699 年）。另外，南塬上的諸多唐代中、小型墓葬，其中唐 M29 中的兩具人骨架，為男女合葬，經人骨鑑定，均為白種人。
　

　

墓道壁畫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見證了絲綢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南北朝時期，是絲綢之路的興盛期，大量帶有或受中亞與波斯風格影響的西方文化向東傳播，而原州及固原正處於這條傳播路線的中心位置，原州的考古發現把地中海、伊朗高原、蒙古高原、黃土高原、朝鮮半島、日本海島緊密聯繫起來。 戎裝甲冑、佩刀、金銀玻璃器皿、貨幣等中西亞文物在北魏、北周墓葬中出土，便是有力的證據。隋唐間是絲綢之路的繁榮昌盛時期，隋唐墓地中出土了一批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再現了固原的絲路重鎮地位。
　　　 不難看出，從北朝至隋唐間，隨着中西文化交流的發達，絲綢之路上商賈絡繹不絕，各種西亞、中亞的習俗、遺物源源不斷流傳到中國，固原作為絲路關隘要塞重鎮，發現諸多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遺物就是自然之事了。尤其史系家族本身作為中亞粟特人的後裔，又是絲綢之路上的權臣，充當經貿往來、文化交流的中間媒介是情理所在，從另一方面也證實了隋唐間發達的中西文化交流。

參考資料：
馬建軍：【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及其普遍價值】，【絲綢之路】，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