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1918年,清华外国教员狄登麦在北京西郊第一区调查了195家居民,其中100家为汉人、95家为满人。结果显示:北京郊平均五口之家,年收入至少须100银圆,以维持最低生活。换言之,在生活水准并不低的北京郊区,最低生活水准为每人20银圆/年,摊至每月仅1.66银圆。
1922年,戴乐仁教授及麦龙尔受“华洋义赈会”委托对华北地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华北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为每年150银圆,约合2000年7000元人民币。1923年,清华、燕京对北京成府村共计91户进行抽样调查,每家每年平均用度135银圆。1924年,李景汉及甘布尔对北京抽样调查,北京贫民五口之家每年用费平均171银圆。综合以上数次调查,五四时期北京及华北最低生活费用人均约1.7―2.8银圆/月之间。这一数据可作为当时经济生活的基本参照。
“软性广告”得锦匣披梁公大名揽生意
经济基础一厚实,作家在社会上慢慢有了名气。那时没有一夜窜红的歌星影星,商人要做广告,只得请作家。吴趼人曾为“艾罗补脑汁”做过广告,写下《还我魂灵记》,据说得酬金300元。不过,吴趼人此举颇受世人非议,说他掉了份儿。但今天看来,作家能有广告号召力,能得经济实惠,终属好事。李涵秋在一篇小说中偶然提到某公司出产的糖果,读者便留意这种糖果,最后竟必先尝之而后快,出现争相购买的热闹场面。该糖果销路大增,该公司大获其利,盈利数倍。为谢李涵秋,公司老板特备最高级糖果,锦匣包装,派人恭呈李府。李自然笑纳,分赠亲友。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软性广告”。
最有意思的是上海妓女也晓得拉文化名人为大旗。同春坊沿马路妓女忆倩,房中悬联“黛柏苍松,深环玉砌;红兰翠菊,俯映砂亭”,署名“梁启超书赠”,年月丁巳秋也。可1917年梁启超并未来沪,书法亦不类其手笔,况且梁启超书法并不佳。报人问曰:“此君乃托其名,何也?”⑦想来不外披梁任公大名以增人气,招揽生意。
小学教师出身的徐枕亚,一部《玉梨魂》声誉腾起。1923年,徐夫人蔡蕊珠去世,同行们好事,刊登一则征求悼联的启事,徐本人亦发表悼亡《泣珠词》,自号泣珠生。这一信息引动末代状元公刘春霖小女刘沅颖的芳心,从北京投信沪上,备致钦慕之诚。几经周折,最后攻克状元公,于1924年秋在北京西单报子街同和堂举行轰动一时的婚礼,如愿以偿成为徐氏续弦。1920年代,中国社会还十分讲究门第,高高在上的官宦千金,竟向一不入流的小说家投怀送抱,还是续弦填房!犹一石击水,激起大波,街谈巷议一时沸腾。但状元公小女搅出来的这场大波,说明作家的社会地位今非昔比,虽然他们还不时用用笔名,但已毋须像古代小说家那样隐姓埋名,自惭形秽。
有的著名作家,因求墨宝者太多,不得不明码标价。包天笑公开发表润例:一副对联4元;寿文、祭文、墓志铭等面议。“我为甚么要有此举,因借此以拒绝许多泛泛之交的亲友向我揩油。”上海最早的电影公司――明星影片公司,也派郑正秋来请包天笑撰写电影剧本,具体要求十分简单:“只要想好一个故事,把故事中的情节写出来,当然这情节最好是要离奇曲折一点,但也不脱离合悲欢之旨罢了。”
文化人有社会资本被捧抬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精明的沪上医生渐渐形成一种风气,出诊名人名士及报界中人,往往不收诊费,只要求他们写点东西或在亲友中代为揄扬,便心满意足。文化人因拥有一定社会资本,已有人趋前捧抬。
1916年,徐铸成父亲在家乡江苏宜兴一新式乡村小学任校长,月薪20元,每年以十个月计薪。徐父后受排挤,调另一所学校任校长,月薪降至16元,家用不敷。1920年,徐父谋到石家庄京汉铁路职员席位,月薪不过24元,就多了这么几块钱,从未出过远门的徐父四处求情筹款,还组织一“会”,共10人参加,得款100元,这才有了赴任旅费。可见,当时币值含金量。
1917年初,16岁的徐向前在河北阜平县一家小店当学徒,年关结账领到3块大洋工钱,说“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些钱”。1921年,徐向前毕业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川至中学附小,每月薪俸20块大洋,算是很有些头脸了,很容易娶上媳妇。
1928年初,《中央日报》总编彭学沛邀聘老友田汉主编文艺副刊《摩登》。原本只对戏剧感兴趣的田汉,为筹办“南国艺术学院”,看上接编《摩登》每月300大洋的重金,接下此活,请学生左天锡、陈白尘帮着看稿。月薪300块大洋,可见燕京教授的身价了。
不过,文化人的职业差别甚大,层次错落不同。若无职差,失业的小知识分子,日子还是很难过的。1918年,伍修权之父求职无望,家里东西变卖一空,无以为生,替学校抄写讲义或誊写石印蜡纸,每写一页,得酬几个铜板,家里经常无米下锅,得买红薯糊口,为省几个钱,伍修权兄弟俩跑到十几里外的长江边,直接找运薯船上的农民买红薯。十岁的伍修权无钱上学。
总之,文化人有钱,社会地位上去了,引领民众求知向学,社会风气就不可能粗鄙化。也许这些点点滴滴的史料,能给后人一点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