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网历史 中西方宗教在一神与泛神、世俗与超验、王权与教权，及文化作用、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由此对中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制度结构演进的种种影响也完全不同。其中耐人寻味的前因后果及其基因建构，很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西方宗教观念的演变，表现为一个从多神崇拜向一神信仰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古希腊罗马的多神图谱归向犹太教、基督教的一神境界。基督教塑造的上帝，是宇宙一切秩序、美和生命的本原。虽把上帝的权能推向了无限的领域，但对于上帝，人类还是相对独立的，具有有限的主权。《圣经》的所谓“旧约”、“新约”，就是上帝与人类订立的契约。说明上帝并非暴君，而应是能与人平等交流的通情达理的天神。在其超验世界的一神观念中，不存在东方君主统治的社会模式，也没有东方式专制君主的影子。而上帝的主动降生（耶稣），为救赎人们的原罪而进行善和爱的布道说教，最后被残暴的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经历，是所有宗教中唯一的。说明上帝不是通过力量和荣耀来显示自己，而是以苦难救赎罪人成义。上帝为善和爱的化身，可谓其伦理总纲，要造福于人类便是其最终目的。
而中国人的信仰实践表现出一派相当功利的泛神景象，儒、道、佛三教有各自的系列崇拜偶像，形成几套多元化和泛神化的天人体系，其热闹程度远非几页纸所能描绘清楚的。中国人对待宗教信仰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超越精神与终极关怀，其宗教心理基础是一种畏惧感，在繁杂的世界上需要神灵的帮助，不是无条件的信仰和皈依。人们见庙烧香、见神磕头，只求驱灾除病、生财降福。中国人信神往往是工具性和娱乐性的，神灵如果不灵，人们是可以弃置的。西方人信神敬神，皈依和忏悔，其本身就是目的，它是自足的，是无条件的；中国人对神的恭敬，往往是一种手段，它只有在有效地指向某个目的时才获得一定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它是有条件的，不自足的。可以说，中国人辗转于尘世的各色各样的宗教信仰体系中，其未发育完全的自然宗教意识一直保持着较为原始的低水平状态。
《圣经》中上帝创世活动的记载，其意义在于一切自然物都被有法则、有秩序地创造出来，这一关于宇宙生成的神学断言，使西方人较早地摆脱了人从属于自然或者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从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不仅意味着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平等关系，可以不对自然顶礼膜拜，还由于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式样造人，人的理性智慧往往能获得与上帝同等的力量，不但摆脱了原始状态的无知，并为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可能。从中获得的基本信念是，人的职责是运用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从而可以成为自然界的统辖者。由是，宇宙万物成为人类探究的对象，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有关创造冲动的基础，甚至显示出基督教信仰与西方科学理性之间的联系，成为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潜在动力和重要的精神源泉。
中国古代社会及宗教文化中少有创世神话，不见西方创世主的影子，在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引导下，以服从自然为神明，以忠于君主为天职，不存在什么人的独立性，更没有天与人之间需要订立契约的思维路径。宗教的世俗化倾向，尤其是儒教，往往将灵魂与身体合一，将神圣与世俗混同。于是，神权与王权也融为一体，乃至倾向于对世俗权力的崇拜和依附，其中以“天子”为号称的皇帝，俨然已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主要对象。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