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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著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么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自己干掉的。当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这个“一存、一灭”的理论,倒也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欲望都灭掉了,只存一个“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个大同世界呢!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朝的理论家们在不断地扩充和挖掘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社会管理者们,也就是牧民的官员们,则是精心地把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社会规则,牧养着万姓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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