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之亡（4）

  : 儒家中国网

四
注意，法家并非完全不讲“道德”，而是将道德标准打乱和颠倒，以肆意极欲、奢侈暴虐和阴谋诡计为圣明，以严刑峻法“督责之术”为帝道，以秦始皇之类东西为明君圣主，以无限拥戴暴君为忠；法家的道德观，与儒家正好背道而驰。
秦二世时期，陈胜吴广起义，各地风起云涌纷纷响应，秦二世很不高兴，多次嘲笑指责李斯，李斯遂给秦二世上书，认为必须进一步“明申韩之术，而商君之法”、采取“督责之术”，加强政治高压，让朝廷官员和老百姓提心吊胆救过不暇，就不敢谋反了。李斯这封上书，堪称道德颠倒的典型，值得录下共赏：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m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R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商君之法。法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史记》）
这封上书尽管有“恐惧，重爵禄，阿二世意”以邀宠固位的原因，但书中的“理论”既符合韩非子这派“正宗”法家的原则，也符合李斯本人一生的思想行为和品质。书中讥笑尧禹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是以己徇人的黔首之役，是贱。建议秦二世行“督责之术”，“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认为那样一来，帝王就可以不受任何制约而为所欲为，而群臣百姓救过不暇，就不敢有其它图谋了。
王夫之痛斥说：“尽古今概贤不肖，无有忍言此者”。这些话完全是丧心病狂，而且荒唐无比。其实当时天下大乱，四处烽烟，正是督责过严所致，是秦王朝“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R明”的结果。
只要有一般智力，不难看出李斯所言的悖理愚蠢，可秦二世阅后，偏偏大悦起来，立即奉行，变本加厉地行起“督责之术”来，使群臣更加离心离德，百姓更加怨愤切齿，从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