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之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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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注意，法家並非完全不講『道德』，而是將道德標準打亂和顛倒，以肆意極欲、奢侈暴虐和陰謀詭計為聖明，以嚴刑峻法『督責之術』為帝道，以秦始皇之類東西為明君聖主，以無限擁戴暴君為忠；法家的道德觀，與儒家正好背道而馳。
秦二世時期，陳勝吳廣起義，各地風起雲湧紛紛響應，秦二世很不高興，多次嘲笑指責李斯，李斯遂給秦二世上書，認為必須進一步『明申韓之術，而商君之法』、採取『督責之術』，加強政治高壓，讓朝廷官員和老百姓提心弔膽救過不暇，就不敢謀反了。李斯這封上書，堪稱道德顛倒的典型，值得錄下共賞：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m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
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R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商君之法。法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史記】）
這封上書儘管有『恐懼，重爵祿，阿二世意』以邀寵固位的原因，但書中的『理論』既符合韓非子這派『正宗』法家的原則，也符合李斯本人一生的思想行為和品質。書中譏笑堯禹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是以己徇人的黔首之役，是賤。建議秦二世行『督責之術』，『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認為那樣一來，帝王就可以不受任何制約而為所欲為，而群臣百姓救過不暇，就不敢有其它圖謀了。
王夫之痛斥說：『盡古今概賢不肖，無有忍言此者』。這些話完全是喪心病狂，而且荒唐無比。其實當時天下大亂，四處烽煙，正是督責過嚴所致，是秦王朝『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R明』的結果。
只要有一般智力，不難看出李斯所言的悖理愚蠢，可秦二世閱後，偏偏大悅起來，立即奉行，變本加厲地行起『督責之術』來，使群臣更加離心離德，百姓更加怨憤切齒，從而加速了秦王朝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