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网历史 四、“汉承秦制”的历史内涵
《史记・叔孙通列传》，汉五年，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而群臣无礼仪，秩序混乱。叔孙通受命定礼仪，曰:“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两年之后，长乐宫成，叔孙通制定的礼仪也练习完毕，一试之下，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遂拜叔孙通为太常。叔孙通所定的汉朝礼仪，据他自己说是“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秦仪是现成的，古礼从何处而来，很可怀疑。叔孙通是一个通权达变的儒士，他所说的古礼究竟出自儒者所传还是他自己的杜撰，很难判断。因此汉仪中秦仪的成分最为可靠。刘邦讨厌秦仪，是因为太繁杂，那么叔孙通所定的汉仪实际上是对秦仪的简化。汉仪来自秦仪，是没有问题的。叔孙通定礼仪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承秦制”的问题。汉制来自秦制，但是也有所损益，虽然损益很有限。汉是从秦的手里接过统治权的，因此汉初的人们并不认为秦王朝的合法性有什么疑问。所谓“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就说明天命是从秦转到汉的。后来儒学勃兴，五行五德三统各有所执，秦的合法性逐渐丧失，这是另一个问题。
即使在汉化最初的岁月里，汉制也不是对秦制的完整复制，之所以要说汉承秦制，是强调汉制基本来源于秦制。前面说过萧何时期的秦制色彩比曹参时期浓重得多。从曹参开始，秦制的意味开始淡化，转而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历史呈现另一种局面。但是秦制的一些基本精神，影响要深远得多。《汉书・元帝纪》:“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是深得治术之要的。什么是霸道呢？就是刑名之学，在理论上表现为申、韩，在实践中就是任用文法之吏。西汉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儒生与文吏之争，其实质就是霸道与儒术的斗争。宣帝理解的汉家制度，是两者未可偏废，而现实行政中，文吏更可信赖。文吏可以推始于秦的法治，萧何大概也可以秀在这一派。这不能不看成是秦制的深远影响。《史记・儒林传》说汉文帝也喜爱刑名，而当时黄老正流行于汉廷。黄老与刑名看起来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大概这正是黄老之学足以成为从法治到独尊儒术的桥梁的重要原因。《南史・王敬则传》，王敬则与王俭同时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王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王俭时代，崇老子而黜韩非，故有此语。而司马迁时代，韩非的思想仍有影响，故得与老子同入《史记》而共一列传。这也反映出西汉前期学术派别并不是那样壁垒森严。
汉初大封诸侯王，有人说这是对秦制的反动。我认为不能夸大这种区别。封不封诸侯王，取决于得天下的历史实践。秦末诸侯以六国名义为号召灭秦，诸侯王的出现可说是理所当然。汉王朝在建国过程中，一要承认已有的诸侯王以孤立项羽，二要勉强裂土以鼓励韩信、彭越、英布等人。这都非出自刘邦本心。天下平定后把韩信调离齐国，代之以自己的长子，刘邦这样做也出于不得已。在异姓王大量存在的现实状况下，除了大封同姓王以为抗衡外并无良策。后来一边翦除异姓王，一边扶植同姓王，终于造成了汉初百年间同姓王尾大不掉的问题。由此看来，汉制在这个问题上与秦制的区别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至于后世承用儒家亲亲之义而广植诸侯王，与汉初的情况并不一样。
我们肯定“汉承秦制”，就是肯定秦汉历史的连续性。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历史内在的脉络并没有发生断裂。秦制中许多积极的东西，通过汉初百年的继承和消化，而永远地留存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之中。秦政的恶名并不妨碍汉政对其优秀遗产的继承。在这个过程中，萧何的法治倾向与曹参所推扬的黄老之学，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注:
①参看田余庆《说张楚》，《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②《史记・陈涉世家》。
③《史记・樊哙列传》。
④《史记・高祖功臣年表》中担任连敖一职的还有广严侯、隆虑侯、柳五侯和朝阳侯。
⑤《史记・萧相国世家》。
⑥《文选》卷2张衡《西京赋》描述西汉首都长安的建置规划时，说道:“乃览秦制，跨周法。”李善注:“跨，越也。因秦制，故曰览；比周胜，故曰跨之也。”在首都城市规划方面，萧何也主要因袭了秦制。参看贺业巨《论汉长安城市规划》，载《建筑历史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
⑦参见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1982年；余英时《历史与思想》中所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的治术发微》两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 华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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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为王加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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