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网历史 三、曹参与黄老之学
《史记・曹相国世家》，参为齐丞相，“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者曹参入汉廷代萧何为相，清静无为，一遵旧贯，所谓萧规曹随，虽然为时只有三年，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曹参是第一个把黄老之学带进汉廷并在政治实践中加以推行的人。据《史记・乐毅列传》，乐毅后世有乐巨（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盖公是乐巨公的传人，“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曹参在齐，做了很多深具远见的工作。他一反汉初将相起自匹夫、习于行伍的粗野作风，在齐国这个文化氛围十分特别的地区，礼贤下士，广泛与知识分子接触。《汉书・蒯通传》，“至齐悼惠王时，曹参为相，礼下贤人，请通为客”，蒯通向曹参推荐齐士，曹参“皆以为上宾”。蒯通其人颇有战国纵横家之遗风，而据本传，与安期生相善。《史记・乐毅列传》，安期生是河上丈人的学生，也是学习黄老之术的，因此颇疑蒯通身上多少也杂有一些黄老之术，那么蒯通向曹参推荐的齐士之中，当还有一些黄老之士。
黄老之学，是一种君南面之术，即统治术。曹参从盖公那里领悟了这种学说的现实妙用，并在齐国加以实践，获得成功，所以他入汉为相时，就把这种学术精神带进了汉王朝的政治实践当中。《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谓“曹参荐盖公”，是不是暗示曹参把盖公也带进了长安呢？姑置不论。从曹参以后，黄老之学在汉廷流行开来，文景时候，处士王生治黄老言，虽无官职，却在汉廷受到尊重。《汉书・张释之传》，王生曾在公卿之前命廷尉张释之为他结袜。又有黄生，与辕固生共争于景帝前，见《史记・儒林传》。这个黄生还是司马谈的老师，《史记・太史公自序》:“习道论于黄子”。景帝时期，黄老学说在汉廷占有主流地位，俨然成为意识形态中取代秦法家学说的统治思想。
关于先秦诸子的学术流变，非我所敢置论，亦无关本文宏旨，阙而不论。重要的是，在战国末年兴起于齐燕边海地带的黄老之学，乃是一种杂糅了诸种学说而自成体系的新的统治学说。阴阳五行、三晋法家、楚国的老子清静思想，都可以在黄老之术中找到印迹，但黄老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自有特色，自成体系。所谓“道论”，所谓黄老，关心的不是抽象的哲学体系，而是现实的政治，是要指导君主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控御臣下，如何以最小的能量来支配最大的统治对象，这就是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先秦诸子，多半从事于这个目标，而法家思想在秦的实践中获得成功。秦亡以后，汉初政论家如贾谊、陆贾等，很难指明他们的学派界限，他们也提“仁义”，也提“法术”，也讲“清静”。这反映了秦末思想界的混乱和互相融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黄老之学登上了历史舞台。［⑦］
曹参以黄老思想从事政治实践，其最大的贡献是以不十分明显的方式，修正了萧何时期的法治倾向。《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将入长安，嘱后任齐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又解释道:“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按狱市，历来注家都不加解释，或分解为刑狱及都市。陈直《汉书新证》以为狱市为齐国大市之名，狱字为岳字省文，即齐国庄岳之市，很有道理。《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夫狱市兼受善恶，若究极，奸人无所容窜，久且为乱。秦人极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清而民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这一段话，比较深入地阐明了黄老统治术的精神。以刑法治国，则当使奸人无所容；以黄老为治，当使奸人有所自安。曹参首先要承认，奸人是不可能都绳之以法的，因此要有所容。清静无为，不是不要秩序，而是不要过分追求秩序，不要随意扰乱秩序。狱市自有规则，重要的是统治者不要刻意督责，不要干涉规则的运作。曹参把这一套又运用到汉廷，对前任萧何的制度措施不加更动，一任其旧。这看起来是对萧何路线的继承，其实统治精神已有了很大变化。任何条令、任何行政措施，只有加强督责，才能得到贯彻。秦政的本质，是以法令整肃官吏。法治主义只有自上而下的强硬督责才能实现。而曹参为相，无所请事，择“诎为文辞，重厚长者”为丞相史，排斥“言文刻深，欲务声名”的官吏，日夜饮酒，不治政事，对相府吏员的“日饮歌呼”处之泰然，这决不是萧何为治的本意。表面上萧规曹随，事实上则通过清静无为，扭转了萧何时期的法治倾向，汉朝政治正在走上新轨道。《史记・曹相国世家》，百姓歌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太史公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参推扬黄老，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汉朝因之而安。
从萧何到曹参，也体现了汉初学术思想的发展。汉初草创，全承秦制，这是萧何时期的特征；总结秦所以速亡，不纯任法治，而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统治策略，这是曹参时期的特征。到这个时期，“汉承秦制”，正在改变其历史内容。曹参推扬的黄老之学及其政治实践中的与民休息，不是对萧何法治倾向的全面否定，而是继承之中有所修正。汉武帝时候，董仲舒倡起儒学，黄老之学在汉廷迅速冷落下去，是为汉代学术思潮又一转折。但儒学兴起，也并不是对黄老之学的全盘否定。这两种学说都起自齐国，在流传发展中不能说没有相互作用。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中《道论通说》，有专篇曰“阐明西汉诸儒皆深识‘道德’之要”，分析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有关章节，谓:“所言致治之本，以无为为道，以不和为宝，直与道论相协，达乎政理之原，非浅见寡闻者所能窥。”西汉诸儒，颇采黄老学说以入于儒，这说明黄老思想中的积极部分并没有在孝武以后消失。这种学术变迁，以平和的形式进行着。后人极言汉政之不同于秦政，极言汉儒对于秦代法家的否定，此见其大概而未察其细微。在秦代的法治主义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之间，有萧何与曹参两个阶段，而曹参及其黄老学说，正是不可缺少的桥梁。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之间的历史桥梁意义重大。“汉承秦制”就蕴含了这些变化、这些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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