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凰網歷史 三、曹參與黃老之學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為齊丞相，『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後者曹參入漢廷代蕭何為相，清靜無為，一遵舊貫，所謂蕭規曹隨，雖然為時只有三年，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曹參是第一個把黃老之學帶進漢廷並在政治實踐中加以推行的人。據【史記・樂毅列傳】，樂毅後世有樂巨（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蓋公是樂巨公的傳人，『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曹參在齊，做了很多深具遠見的工作。他一反漢初將相起自匹夫、習於行伍的粗野作風，在齊國這個文化氛圍十分特別的地區，禮賢下士，廣泛與知識分子接觸。【漢書・蒯通傳】，『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蒯通向曹參推薦齊士，曹參『皆以為上賓』。蒯通其人頗有戰國縱橫家之遺風，而據本傳，與安期生相善。【史記・樂毅列傳】，安期生是河上丈人的學生，也是學習黃老之術的，因此頗疑蒯通身上多少也雜有一些黃老之術，那麼蒯通向曹參推薦的齊士之中，當還有一些黃老之士。
黃老之學，是一種君南面之術，即統治術。曹參從蓋公那裡領悟了這種學說的現實妙用，並在齊國加以實踐，獲得成功，所以他入漢為相時，就把這種學術精神帶進了漢王朝的政治實踐當中。【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謂『曹參薦蓋公』，是不是暗示曹參把蓋公也帶進了長安呢？姑置不論。從曹參以後，黃老之學在漢廷流行開來，文景時候，處士王生治黃老言，雖無官職，卻在漢廷受到尊重。【漢書・張釋之傳】，王生曾在公卿之前命廷尉張釋之為他結襪。又有黃生，與轅固生共爭於景帝前，見【史記・儒林傳】。這個黃生還是司馬談的老師，【史記・太史公自序】:『習道論於黃子』。景帝時期，黃老學說在漢廷占有主流地位，儼然成為意識形態中取代秦法家學說的統治思想。
關於先秦諸子的學術流變，非我所敢置論，亦無關本文宏旨，闕而不論。重要的是，在戰國末年興起於齊燕邊海地帶的黃老之學，乃是一種雜糅了諸種學說而自成體系的新的統治學說。陰陽五行、三晉法家、楚國的老子清靜思想，都可以在黃老之術中找到印跡，但黃老在理論上、在實踐中都自有特色，自成體系。所謂『道論』，所謂黃老，關心的不是抽象的哲學體系，而是現實的政治，是要指導君主如何治理國家，如何控御臣下，如何以最小的能量來支配最大的統治對象，這就是所謂的『君人南面之術』。先秦諸子，多半從事於這個目標，而法家思想在秦的實踐中獲得成功。秦亡以後，漢初政論家如賈誼、陸賈等，很難指明他們的學派界限，他們也提『仁義』，也提『法術』，也講『清靜』。這反映了秦末思想界的混亂和互相融合。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黃老之學登上了歷史舞台。［⑦］
曹參以黃老思想從事政治實踐，其最大的貢獻是以不十分明顯的方式，修正了蕭何時期的法治傾向。【史記・曹相國世家】，曹參將入長安，囑後任齊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又解釋道:『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按獄市，歷來注家都不加解釋，或分解為刑獄及都市。陳直【漢書新證】以為獄市為齊國大市之名，獄字為岳字省文，即齊國莊岳之市，很有道理。【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究極，奸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清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這一段話，比較深入地闡明了黃老統治術的精神。以刑法治國，則當使奸人無所容；以黃老為治，當使奸人有所自安。曹參首先要承認，奸人是不可能都繩之以法的，因此要有所容。清靜無為，不是不要秩序，而是不要過分追求秩序，不要隨意擾亂秩序。獄市自有規則，重要的是統治者不要刻意督責，不要干涉規則的運作。曹參把這一套又運用到漢廷，對前任蕭何的制度措施不加更動，一任其舊。這看起來是對蕭何路線的繼承，其實統治精神已有了很大變化。任何條令、任何行政措施，只有加強督責，才能得到貫徹。秦政的本質，是以法令整肅官吏。法治主義只有自上而下的強硬督責才能實現。而曹參為相，無所請事，擇『詘為文辭，重厚長者』為丞相史，排斥『言文刻深，欲務聲名』的官吏，日夜飲酒，不治政事，對相府吏員的『日飲歌呼』處之泰然，這決不是蕭何為治的本意。表面上蕭規曹隨，事實上則通過清靜無為，扭轉了蕭何時期的法治傾向，漢朝政治正在走上新軌道。【史記・曹相國世家】，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太史公曰:『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曹參推揚黃老，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漢朝因之而安。
從蕭何到曹參，也體現了漢初學術思想的發展。漢初草創，全承秦制，這是蕭何時期的特徵；總結秦所以速亡，不純任法治，而採取與民休息、清靜無為的統治策略，這是曹參時期的特徵。到這個時期，『漢承秦制』，正在改變其歷史內容。曹參推揚的黃老之學及其政治實踐中的與民休息，不是對蕭何法治傾向的全面否定，而是繼承之中有所修正。漢武帝時候，董仲舒倡起儒學，黃老之學在漢廷迅速冷落下去，是為漢代學術思潮又一轉折。但儒學興起，也並不是對黃老之學的全盤否定。這兩種學說都起自齊國，在流傳發展中不能說沒有相互作用。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中【道論通說】，有專篇曰『闡明西漢諸儒皆深識「道德」之要』，分析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有關章節，謂:『所言致治之本，以無為為道，以不和為寶，直與道論相協，達乎政理之原，非淺見寡聞者所能窺。』西漢諸儒，頗采黃老學說以入於儒，這說明黃老思想中的積極部分並沒有在孝武以後消失。這種學術變遷，以平和的形式進行着。後人極言漢政之不同於秦政，極言漢儒對於秦代法家的否定，此見其大概而未察其細微。在秦代的法治主義與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之間，有蕭何與曹參兩個階段，而曹參及其黃老學說，正是不可缺少的橋梁。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這之間的歷史橋梁意義重大。『漢承秦制』就蘊含了這些變化、這些過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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