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社會的世族（3）

  來源: 鳳凰網歷史

無論如何，春秋以前的情況雖然不很清楚，但到春秋初年，『政治封建』的原則顯然已經延伸到社會的領域裡來了。有關大夫立族的兩段最重要的言論都見於春秋初年，一段是桓公二年晉師服所言∶『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xii，這裡明顯是把『諸侯立家』與『天子建國（封建諸侯）』相聯繫，但是，這種『諸侯立家』還只能說明公族的來源，而不能說明異姓之族的來源，所以，隱公8年魯國眾仲的一段話應當說是更全面地說明了世族產生的方式∶
『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羽父之請可能亦有為自己身後計之意，而隱公詢問立族之事於眾仲，似還說明即便在『親親』氣氛較濃的魯國，當時大夫立族也還不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隱公不甚清楚。這段話也把卿大夫的世襲與諸侯的世襲相聯繫，『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是說的天子封建諸侯的事，至於大夫世族的建立則有三途∶第一是以祖父（有時也有父親）之字為族，這多用於公族；第二是以官名為族；第三是以邑名為族。這後兩種情況多用於異姓之族，或由公族別出之氏。但後來用法也就混雜了，世族的命名似還是以後兩種情況居多。
公族的建立首先是因為與君主有直接的血緣關係，但既然並非凡是公子都能立族，是否得立實際上就還得依賴於一些其他條件，例如功勞、德行、機會等等，但無論如何，公子立族自然要比異姓大夫立族有着更為便利的條件，故公族在魯、衛、鄭、宋等許多國家都占有壓倒的優勢；異姓之立主要是靠功勞，但是，被立者也還必須本來就具有作為卿相大夫的資格，如晉之范氏、趙氏，其祖先皆有所稱，是歷史悠久的舊族，所以，無論公族還是非公族，血統在其建立過程中都起着關鍵的作用，或者說是一個初始的必要條件。春秋時代決不會有世系不清、來歷不明的人躍居要職的。春秋時代是一個『血而優則仕』的時代，不僅世族建立之後是這樣，世族建立之初就是如此。甚至在那些所謂的異姓之氏或士族中，我們也還是可以明白地尋出其高貴祖先的血統，如由陳奔齊之陳氏，由宋奔魯之孔氏，由孟孫氏別出之陽虎，其血液中都有君侯的血統。只是這些氏族時起時伏而已。
立族也就是稱氏，所以我們還須簡單說一說姓氏。杜正勝認為∶古代姓氏分開，二者都是政治術語，與血緣沒有必然的關係。他引【國語・晉語四】司空季子的話，說既然同父同母的兄弟黃帝與炎帝都可以異姓，則姓最初只是治理不同土地與人民的符號。至於後來姓成為血緣的表徵，連庶民也有姓，那是西周以後的新制，是周人（姬姓）通過宗法而『收族』。氏也是如此，本義與原始的姓並無差別，『氏即國也』（【孝經諱】），有國方有氏，無國即無氏。後來因封建兄弟之國，於是產生姓氏並存的局面，姓漸專指血緣，氏則成為統治貴族的象徵，所以貴族男子才有氏，女子只有姓。但後來氏同樣也平民化了，戰國秦漢以下，以氏為姓、姓氏合一，人人都有姓氏，姓氏成了純粹血緣的表徵。
不過，在春秋時代，氏還是為貴族所專有，姓則為部落國家之標誌，凡一部落之民，無論男女皆有姓，氏則只是貴族男子可以稱之，『氏』意味着部落族姓內部的等級化，是區別平民的標誌。開始氏均要出於君侯之賜，賜氏亦即立族，諸氏也就是諸世族。賜氏之法並有一定的規矩，大要就是眾仲所說的以『字』，以『官』和以『邑』，但後來君侯權力下降，不僅大夫，士也爭着立家，賜氏之法就漸漸地亂了，而氏一多也就無所謂貴，所以立之族也不可能長久，作為貴族之稱的氏於是隨着鼎食之家的世族一起消亡。
以上我們敘述了世族社會與封建政治的聯繫，說明了卿大夫的世襲是隨諸侯的世襲而來，後來是前者成立的範例、初始動力和條件。至於它們各自成立的時間，則諸侯的封建主要是在周初，從武王到成康的一段時間裡（見第一章第一節），後來一代代天子的親族越來越多，而可分封的土地卻越來越少，他們則只能被賜封為無土有祿的『內諸侯』，王室大夫，甚至下降為士。在我們所能掌握的史料的範圍內，卿大夫的紛紛受賜而立家建族大致見之於西周末至春秋早期，但在這之前，是否已經有過世族的一度、甚至幾度繁榮亦未可知。春秋中葉，卿大夫家族乃至於開始建置自己的『側室』或『貳宗』，例如魯孟孫氏在孟獻子時分出子服氏，叔孫氏在叔孫戴伯時分出叔仲氏，季孫氏亦在季悼子時分出公父氏。春秋晚期，甚至有的士也想建立自己的世族（如陽虎）。庶人工商據說也皆有『分親』。但我們對士庶人以下的親族情況既乏史料可征，就本書目的而言亦無關緊要。由於世襲上層社會是一個相當封閉的社會，士、庶人、工商很可能也在相當程度上是世襲其業的，但即便他們不世襲其業而有大量相互之間的較為水平的流動，也不影響大夫世族居支配地位的社會已構成為一個世襲社會，因為我們下面就會看到，當時社會主要的資源（權力、財富和名望）基本上都是控制在世族手中的。血統或家世是取得精英地位的首要條件。世族的建立，尤其是其發展壯大，雖然還是要有賴於個人及子孫的德行、才幹和機遇，但無論個人賢否，家族血統都是上升的第一要件。有限的選舉是隔離的，分別發生在大夫與士階層的內部，可供個人選擇的餘地相當之少。
當然，這並不一定意味着居下者自我感受總是非常糟糕，總是圖謀反抗或者顛覆上層，居上者畢竟還是有其先輩作為征服者或優勝者的某種才能的遺傳，以及附着於傳統之上的權威，且他們又深諳等級隔離，以絕覬覦之望的致治之理。一般來說，只有兼具上升之才和上升之欲，同時又處在隱約露出上升機會的時代的人們，才最易在內心生發痛苦（春秋時代的士階層最有這種可能），而如果人對某事決無希望，則可能會把對幸福的追求轉向其他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動此念，於是在現代人看來十分嚴重的古代不幸，卻可能不曾被當時的不幸者感覺為那樣嚴重，甚至根本不覺其不幸，而每個人對自己的生活擁有更優先的判斷權的現代原則，亦使我們對古人的生活不敢輕易置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