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时代周报 东林党人的失败
从汪文言的行事来看，此人虽属策士一流人物，却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坚定的人格，以致“五毒备至”的酷刑都不能瓦解他的意志。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当他遭到魏忠贤诬陷和迫害时，东林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跟他划清界限，以免受他的牵连呢？这与明朝歧视胥吏和讲究“资格”，恐怕有极大的关系。
自从隋唐实行科举选官以来，读书人做官，具体的事情却要由胥吏来做，就成为官场的一种普遍现象。久而久之，“胥吏专政”就成为唐宋以来国家政治的一种特色。明朝，胥吏专政是非常严重的。明朝的胥吏，通常是父子相传。他们对法律很熟悉；对哪些事，习惯上是怎么办的，也很熟悉。读书人做官，胥吏做事，是官场通则。但是，明朝也有一条带有歧视性的规矩，就是胥吏不许考进士。
另一方面，明朝的官场，还非常重“资格”。洪武以后，选官重进士。开始时，做大官的一定要用进士。久而久之，凡州、县以上的官，都只用进士。举人、监生（国子监学生） ，都不能做大官。到了后来，上等州县官缺员，也一定要用进士。中等州、县官缺员，任命举人来担任。只有下等州、县官缺员，才任命监生去担任。举人、监生若要做知州、知县，一定是在边远的地区。因为讲究“资格”，那些进士出生的人，只要看见有举人、监生身居要职，就会群起而攻之。顾炎武曾经说到，难得有一两个举人、监生受到皇帝的欣赏，被提拔做了大官，那些进士出生的人，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攻击他们，想方设法捏造罪名，要皇帝把他们逐出朝廷，甚至非要置他们于死罪才心甘。
汪文言出生胥吏，后来出资捐了一个监生。他的这两种身份，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都是受歧视的。东林党人虽然与汪文言关系密切，却也难免为这种歧视胥吏、监生的观念所影响。尽管汪文言在朝廷重新起用东林党人的问题上，起了极大的作用，但东林党人内心是瞧不起像他这种身份的人的。他们对于汪文言，仅仅是利用而已。所以，在他们看来，东林人士既已占据朝廷要津，要紧的是不要受汪的牵连，因小失大。可以肯定的是，东林党人与汪文言之间，绝不存在行贿受贿的关系，牺牲汪文言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危险。正因为如此，他们所迫切想要证明的，就是他们与汪文言并无瓜葛，很清白，也不存在结为朋党的问题；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对朝廷的忠诚，而没有任何私利可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倒掉一个汪文言，又何足惜哉！
一切权力交给了魏忠贤
按照魏忠贤的逻辑，王安既然有罪，只要证明东林人士与王安勾结，那东林人士也就有罪；只要抓了汪文言，这个案子就已是铁定的了。至于汪文言有没有口供，并无关紧要。口供是可以制造的，“证据确凿”绝对不是问题。牺牲掉汪文言，对于东林党人来说，可谓是唇亡齿寒。当时就有人说：“东林诸贤被朝廷起用，都是由于汪文言的推荐，又怎么可能不受汪文言的牵连呢！”
魏忠贤的专权，是在明末朋党之争趋于白热化的背景下开始的。魏忠贤消灭了王安，掌握了司礼监。从那时起，明廷中凡是遭东林党排斥打击的官员，大多投靠了魏忠贤，形成了非常庞大的“阉党”势力，而东林党人的力量则遭到严重的削弱。那时，明廷的内阁、六部官员，以致封疆大吏，几乎都由效忠魏忠贤的“阉党”担任，一片乌烟瘴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林党人才意识到，必须与“阉党”进行斗争。但是，在这场斗争的一开始，东林党人由于对魏忠贤追查汪文言一案的退让，已使自己陷于极大的被动。在很大程度上，魏宗贤正是借助汪文言案，打倒了东林党人，并且终于使明朝的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朝，自朱元璋废除宰相之后，逐渐形成了皇帝通过内阁和司礼监，直接掌控朝廷六部的权力约束。在这种权力约束之中，官员的奏章必须经过司礼监审查，并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向皇帝报告。另一方面，官员奏章除非“留中”（皇帝不予答复），否则必须下发内阁，由内阁大学士根据皇帝的批示，另纸拟定具体处理办法，叫作“票拟”。“票拟”制度，使内阁在皇帝的批示范围内，掌握了一定的建议权。而内阁“票拟”之后，还须由皇帝用红笔批复，才能生效，叫作“批红”。由于皇帝经常把“批红”的事情交给司礼监秉笔太监去做，内阁的建议权实际上又受到司礼监的限制。但无论是“票拟”和“批红”，最终还是受到皇帝控制的。正是在这样的权力约束中，皇权直接控制了政府。然而，当魏忠贤清洗了东林党人之后，明朝的内阁和六部，已全部由魏忠贤控制。而熹宗皇帝喜欢骑马、看戏，又着迷于做木工，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魏忠贤。那时，大臣上书一概秉承魏忠贤旨意；魏忠贤甚至可以不经过内阁票拟，就直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中旨”，实际上已经是在代行皇帝之职了。宦官可以这样毫无约束地行事，这在明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仔细想来，如果不是万历以来激烈的党争，是决不可能形成这样强大的阉党势力的。而面对强大的阉党势力，东林党人竟幻想以牺牲一个汪文言来求得皇帝的信任，他们的自私与不智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