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读书报 商业性比较充分
这里所说的商业性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与文化性相对而言的商业性，文化性与商业性是出版的一对最重要的基本范畴，这一对具有博弈性的范畴在民国展现得最为充分。民国出版人张静庐在其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中有一段话，是当时的论述：“‘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邹韬奋说得更明白：“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本人十几年前也曾以《文化的商务》为题，对王云五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做过研究。第二个含义是指民国出版形成了一套商业运行体制与机制。这也是过去历史年代的出版不曾有过或不充分的。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滋长，出版作为一种行业大体形成，一大批知识分子投身出版后导致职业人群的出现、随行就市的商业原则之下书店街（如上海福州路一带，武汉交通路一带）的形成，内部业务流程的形成，几大出版机构出版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出版的商业手段较以往更丰富，如大部丛书的预约征订，借助报刊广告等。出版的商业形态乃至产业形态出现雏形，产业形成初期就呈现了产业集中度很高的格局，俗称的商、中、世、大、开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店等几家占有中国出版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并且形成了一些很好的出版理念与商业伦理，如民国出版的重要人物陆费逵所说：“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这句话，现在来看都不过时。
新载体
最值得关注的是新式教科书与报刊杂志的出版，这是过去年代不可比的。现代都市的出现，市民社会的兴起，新式教育的推广，现代交通与现代印刷技术的进步，给新式教科书与报刊杂志提供了以往年代不可能产生的土壤。可以大批量生产的白话文新式教科书，代替了《三字经》之类的幼学童蒙书以及《四书五经》之类的科举应试书，并且从幼儿园到大学以及职业教育教科书都应运齐备；而出版机构办杂志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是新出版与旧出版相区别的所在。中华书局在民国成立后创刊八大杂志，依次是：《中华教育界》（1912）、《中华小说界》（1913）、《中华实业界》（1913）、《中华童子界》（1914）、《中华儿童画报》（约1914）、《大中华》（1915）、《中华妇女界》（1915）、《中华学生界》（1915）。这些可以迅速铺向全国的近代报刊，成为大众传播的主要形式。民国最重要的出版形式在这几项。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强项也在这几个方面，这两家的竞争格局也主要在新式教科书与杂志群方面的对垒，以上所举中华书局在民初创刊的杂志群便是全面针对商务即有杂志而来的。这些新载体社会需求量大，既受到社会的欢迎，也为出版业创造了利润，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基础。
过渡性特质
说民国出版具有过渡性的特点，一是由于民国是一个动荡离乱的年代，是一个新旧杂陈的年代，中国社会站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民国消亡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湮灭了。民国出版由于社会的多种原因并没来得及完全地更充分地展开历史的活剧场面，便随着民国的覆灭随风而逝。二是由于民国出版的进程被打断，民国出版的传统经过后来也就是50年代的公私合营后实际是斩断了的，民国出版提供给后世的只是较短的一个历史时间段遗留的不太坚实与充分的基础。三是民国出版毕竟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新的出版形态与出版业务流程的基础，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出版，许多东西如编、印、发的体系，与那个时候有着比较多的相似性。民国出版的这一过渡性特点，其实也正是其价值。
两面看
以上说了民国出版比较辉煌的一面。人们很推崇民国出版，在学界“人人都说民国好”似乎成为一种学术潮流，那实在是因为把这个去今不远的民国四十年浓缩了看，既难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也难免只见其精华，而未见其糟粕，未必就达成了深刻的理解与准确的把握。其一，民国出版业产业规模有限，还不能说民国出版就成为了一种产业，毕竟规模还太小，就像最大的商务印书馆注册资本和销售都不是很大，国中第二的中华书局的利润常年也不过百十来万，与今日更不可同日而语。其二，实际上民国出版也有很多的不足甚至糟粕，民国出版除了整理以外，并无巨制。对于当时好书不多的现象，鲁迅、胡适、郭沫若等文化界人士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胡适留美回国前后就说国内没有好书可读。鲁迅更尖锐批评过中国出版没有出息，并把“中国没有好书”归咎于“书坊专为牟利”。至于言商逐利、粗制滥造的比现在要严重得多，盗版书和一折八扣书的现象更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以至30年代，张静庐对面对书业艰难甚至长叹说：“书业的出路只有学校用书、一折八扣书、杂志三项可存在。”其三，民国出版自由的观念是空前的，但民国出版并不是自由的，文禁与书刊审查制度比之前朝并无放松，国民政府实现江山形式上的统一后，尤其是30年代起，对于出版的限制加强，因此查禁与反查禁的斗争成为民国出版的重要视点。
末了，我想要着重说的是，民国出版是中国出版史长河中的一段，对民国出版要重视，民国创造了出版的新范式，新形态，要研究，要借鉴，但对民国出版不可过于拔高，需要冷静的分析与理性的观察是最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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