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读书报 新出版之源
民国出版有不同的概念。我们这里把民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作为与唐宋元明清并列的历史朝代，把有关的出版内容往这个筐里装，这样民国出版就可以成为一个出版的历史单元。就中国几千年出版史来说，民国出版是很重要的一页。我们通常说的民国只有不到四十年，时间是很短暂的，其出版也是短暂的，虽然短暂，但从承前启后的角度看，一个时代与前朝与后世不同的东西就是它的历史性贡献，这样说来民国出版自有其灿烂的一面，它的重要性也正在这里。
中国出版史有几千年之久，近代意义的出版却才百十年间。晚清时期中国出版业开始了近代化转型，所谓近代化转型，是近代出版具有了不同于以手工作坊为基础的传统出版的新质，从而形成近代形态的新出版，但是与近代机器文明相匹配的近代出版，在民国前承之后才真正的成型与成熟。中国古书向称浩如烟海，只有到了民国才完全改变了书籍的内容、生产以及物质形态，这是民国出版的真正价值。这种出版形态不仅承前而且启后，现当代出版与之又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体现在：民国出版的主要业务形态为后世继承，民国出版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与物质基础基本上悉数为新政权接收，民国出版中属于进步力量的那一部分更直接融入新时代出版。因此，我们可以说民国出版也就成为新出版的源流，也成为新中国出版的一个源流。
多元社会基础
民国社会处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又有这样几条重要的经脉构成了社会的重要元素：民国的经济基础中，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并在二三十年代形成所谓“黄金时期”，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在中国全面推进；政治上的政局多变、国共二十八年的分分合合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外敌侵入，全民族奋起抗战；思想文化上又遇到了有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之称的“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在社会基础方面近代都市形成与市民社会兴起，为出版业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平台和文化市场。这四点，使民国社会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多元的无序状态，这也是数千年没有的一个变局。这一切就把民国出版放在一个多元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基础上，民国出版的社会土壤就是如此。
出版的多元性
由社会基础的多元决定了出版的多元。学术界人士也多认同民国文化上的多元化与有活力，而出版正是民国这一多元文化时代的浓缩。如把民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看，在出版方面就有着不同范畴的多种组合。从所有制看，有官方资本（如正中书局、拔提书店等），有民营资本（如商务、中华等民营出版机构）；从思想范畴看，有代表旧思想的或者说文化保守主义的（如《甲寅》、《学衡》等），有代表新思想的（如《新青年》、北新书局等）；从政治角度看，有代表不同政治势力的，有革命党派的，有统治者的。从多元组合当中又显示出几个节点，一是民营出版机构不论是从机构数量还是从出版物市场份额来说，都成为出版业主流与主导；二是多种政治力量均借助出版作为重要的政治平台，如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并由当时三位中央领导人中的一人李大钊担任社长。由中国共产党人主持的出版业及其进步出版业组成的统一战线的出版斗争，形成民国出版的光明占取黑暗的主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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