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文史網 （楔子：閱讀魏晉時期的史料是一件很有樂趣的事情,特別是【世說新語】中的描述，魏晉的名士是一個個凸現於紙上張揚、生動而任誕的個人；而在思考的時候，他們卻往往是我的障礙：
太多假的東西充斥其中，太多瑣碎而有趣的故事引誘我們分心而看不清真相，看不清這個時代的人。比如【世說新語】中王徽之夜訪戴逵而『造門不前而返』的故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從表面看只能說王徽之任性隨意，可實際呢？有資料證明王徽之之所以這麼做。只是因為戴逵根本不會見他。研究一個時代中的個體人物是很難而且很煩瑣的一件事，意義也不見得甚大，但從很多事實中體現出的時代的特徵絕對錯不了：比如一個人，無論他怎麼作假，觀其一生功過總能大體知道他的善惡，一個時代也同樣，一個人的史料可能有無數差錯，但許多人的傳記、史料和故事構成的這個時代的『斷代史』總能大體的勾畫出這個時代的風貌。史家有沒有信史？從嚴格意義上講信史是不存在的，甚至包括上個世紀興起的年鑑學派和大量使用計算機處理數據的『計量史學』也不能作到這一點，因為史料和真實的事件之間的差距總是明顯的。但史學的價值決不會因此而抹殺。三人成虎的故事在現實中也許是反面的，但對於歷史研究者到是一個好信條。）
在魏晉之前的中國歷史中至少發生了三次重要的以失敗告終的思想壓迫事件，第一件是【國語】中所載的『召公諫厲王止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三年，乃流王於彘』
第二件是【左傳】中所載『崔杼弒齊莊公』的結尾部分：
『……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書矣，乃還。』
第三件是中國歷史中知名度極高的始皇帝『焚書坑儒』的故事，有史料曰：
『臣（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巫種植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此為焚書，公元前213年）
『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毖後』（此為坑儒，公元前212年）
本來始皇帝很有希望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實現成功的思想壓制的君主，『可惜』由於他自己的某些失誤和後繼無人原因，秦在此後六年就亡了國。秦的覆滅幾乎和焚不焚書、坑不坑儒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這個問題我以為杜牧的【阿房宮賦】中的觀點是十分準確的：
『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
大澤鄉起義只是一個非常偶然的事件，它的起因是因為士卒遇雨不能按期到達『按律當斬』才有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但亡秦的並不是『揭竿而起』的陳、吳，而是『不堪秦苦久已』而雲集響應的天下百姓。雖然如此，這些歷史事件的堆積很可以給人們造成一種『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假象，仿佛這些君王正是失敗於他們的思想壓制之上，事件二更可以作為『史官監督』勝利的一個偉大的勝利，並且向來是為人所稱道的，而大史氏、南史氏總是作為典型的史官形象出現――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其原因在於儒家兩千年的絕對主導地位使得被神聖化的孔子的一言一行都有着類似於神跡的象徵意義。孔子作【春秋】，後世有人這樣評價這部書：
一言之褒，榮於華袞；一言之貶，嚴於斧鉞。
於是在整個中國的封建歷史中，史官在理論上理所當然的被賦予了對於王權的『監督』地位，兼之有大史氏、南史氏這樣光輝的『典範』，歷史上的清流對於『史』的崇拜始終處於一種類似於迷信的狀態，很多人拼死一諫的勇氣都源於對這種『史官監督』的堅信：于謙說道：粉身碎骨渾不怕，要流清白在人間。這清白字眼是流在史書上的；文天祥說的更直接，他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史簡；還有明末的李月如來得更慘烈，他在被政敵李可望（當時的秦王）剝皮處死時，看到剝皮用的稻草時說：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其實他至死也是相信所謂的『歷史公論』的。然而這些影響和控制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學說其實在魏晉之時都差不多完全被事實所擊敗，留給後世的只是統治者能更好的實現思想壓迫和讓知識群體相信『正統』學說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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