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網 致送陋規方面的支出，張集馨也留下了詳細的記錄。他被任命為陝西督糧道時，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禮辭行，共送出別敬一萬七千兩銀子。當時他並無積蓄，錢是向廣東洋行、朋友和西洋人借來的。不過，他任督糧道一年，不但連本帶利還清了借貸，還給儀徵老家寄回一萬多兩銀子，可見督糧道的權力含金量確實非同小可。這筆權力收益當然是來自對百姓錢糧的浮收，張集馨也心中有數，因此『 心每不安 』。此外，張集馨記錄在案的別敬還有很多，送出的禮金也是一個大數目。
張集馨37歲任知府，66歲請假回京，宦遊30年，扣除中間被參革職和丁憂離任的10年，主政一方的時間達20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種『敬』究竟有多少呢？據估算，張氏記錄在案的數目，沒有記錄的三節兩壽禮金按較低標準的每年一千兩算，合計起來，20年來他至少送出了十萬兩銀的規禮。
至於張集馨收受的規禮，由於他比較克制，留下的記錄也較少，所以尚無法估算。不過，若說張集馨完全不收下屬『孝敬』，也不可信，因為規禮如果只出不入的話，張集馨只能喝西北風去，而晚年張集馨還有餘錢購置田宅產業，給自己捐加頂戴花翎（ 捐輸兩次，共花去一萬兩銀 ）。按當時的白銀購買力折算，十萬兩銀值人民幣1500萬元。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給領導送上一千多萬元，顯然是毫無疑義的行賄罪了。然而在晚清官場，陋規雖陋，卻也不全然是賄賂行私。
張集馨擔任陝西督糧道時，陝西的巡撫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根據張集馨的記錄，林則徐每年都接受張氏五千二百兩禮金，但從林則徐在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 ）寫於陝西巡撫任上的【析產鬮書】這份遺囑性質的文書中可以看出：林則徐的田屋產業約值三萬兩銀，是他從養廉銀中摳出來購置的，『 目下無現銀可分』 。他還告訴三個兒子：『 惟念產微息薄，非儉難敷，各須慎守儒風，省嗇用度。 』那麼張集馨每年送他的五千二百兩銀（ 其他陝西官員致送的禮金姑且不計 ）到哪裏去了呢？暫時沒有相應的記錄，不過，正如張集馨需要將他的大部分收入拿出來用於官場應酬、人情往來，林則徐為維持其權力，同樣需要支付成本。
三
我們當然可以將當時官場上的人情應酬與送禮政治視為腐敗，但必須看到，這種『腐敗』有『合理』之處。首先，帝國無法提供一種制度化的權力分配預期，官員的權力份額受到各種隱權力因素的侵蝕，為了保持權力份額不流失，官員需要通過人情網絡來獲得隱權力支持。這在當時叫做『通聲氣』、『保位』、『求升擢』、『以幸提挈』。
張集馨、林則徐都算得上是有良心的清官，但張氏不能不浮收，林氏也不能不收受禮金，否則，他們如何掏得出那麼大數目的權力維持成本？
張集馨晚年對仕途前程深感失望，回想起自己調任地方以來，每次致送的禮金『 不可謂不厚矣 』，但自己的官位卻一直停留在布政使上，十年來不得寸進，心中頗為感慨：我送出了那麼多厚禮，從來沒有聽說有人將我的政績奏報給皇上，應酬送禮有什麼用？張集馨說得有些過激，但事實上，與他『 舊交相得、推心置腹』 的琦善、林則徐都曾密保過他。應酬送禮究竟有沒有用處，看看張集馨的一次經歷就知道了――咸豐三年（ 1853年 ），張集馨在河南布政使任上被頂頭上司直隸總督桂良參了一本，遭革職。桂良為什麼要彈劾張集馨？寫在奏摺上的理由是張『 不聽調度，濫用帑金 』，按張集馨自己的說法，則是因為桂良『 欲置人於死地，以泄其借錢不遂之嫌 』。總督向下屬支借經費，張集馨竟沒有爽快答應，這等於破壞了他與桂良之間的人情關係，被參革似乎也是意料中的事。三年後，張集馨起復，署任甘肅布政使，因擔心桂良從中作梗，便委託與他交好的保定知府代為疏通。保定知府跑去跟桂良說，張集馨以前犯了差錯，現在已非常後悔，希望能拜在總督大人門下，執弟子禮。桂良聽後大悅，給張集馨來了封信，張集馨也趕緊覆信，然後畢恭畢敬趕去拜見，並送上『土宜八色』厚禮，總算修復了他與桂良之間的人情關係。
這是送禮應酬的第一個政治功能：接通隱權力管道，穩定官員的權力預期。
其次，中央財政也沒有給官員提供制度化的公共預算，雖然朝廷也給部分京官和地方官發放一筆『公費』，但基本上入不敷出。地方的辦公費用，通常來自種種名目的陋規，這些陋規收上來到底算地方財政還是個人所得，往往分不清，似乎用於公務就算公款，用於個人開銷就算私款，可是，有些支出，究竟算用於公務還是私務也很難說得清。此外，清代官員用於聘請幕友佐政的開銷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如果不接收陋規，恐怕連辦公都無法維持。
這是送禮應酬的第二個政治功能：彌補公共財政之不足。
張集馨曾以『 政由賄成 』來評價他身處的官場，這四個字正好透露了『權力成本學』的秘密：權力的行使謂之『政』；『賄 』 說好聽點是各種『敬』，說難聽點就是陋規，總之就是權力的成本，不支付這個成本，『政』即『不成』，權力即運轉不靈。恰如其分的『賄』是維持權力正常運轉的必要成本，超出合理限度的『賄』才被帝國的官員們當成腐敗。清官與貪官的區別，不在於『賄』之有無，而在於『賄』之程度。『敬』也好，『賄』也罷，從表面上看，是由處於權力下游的官員支付的，但歸根結底，所有的權力成本都得由納皇糧的老百姓來買單。
康熙皇帝曾宣佈永不加賦，朝廷給一個州縣配備的領薪官員一般也不足十人，支付給朝廷命官的正式薪水也不算高，按道理說，維持帝國這部權力機器運轉，成本應該不至於太高。然而，除了正式的領薪官員，晚清官場上還寄生着一幫數目非常龐大的隱權力集團，他們也要咀嚼民脂；除了正賦，帝國還有名目繁多、花樣百出的附加稅，再加上其他苛捐雜稅，小民作為權力成本的最終承受者，早已苦不堪言。正如張集馨所說：『 小民終歲勤動，所得幾何？赴倉納糧，任聽魚肉而不敢一較！』 而當權力成本膨脹到小民不堪重負，決心『一較』時，距帝國的整部權力機器完全癱瘓，估計也為時不遠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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