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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 1433年后的中国:"南海"得失的偶然与必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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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当歌 發表於 2012-8-8 19:1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凤凰网
出海

    1433年3月9日,明朝正使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此次远航的目的地忽鲁谟斯启程返国。这已经是他第七次出海。这一年四月,在海上漂泊多年的郑和死于古里,随即被随从安葬在今印尼爪哇岛三宝垅市,一个时代由此结束了。

    \"亚洲铜\",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诗人,对雄踞欧亚大陆东部、濒临西太平洋的中国的隐喻。的确,\"黄\"是它的主色调。但是先祖们很早就认识到,蔚蓝色的海,意味着\"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浩瀚的大洋里蕴藏食物和珍宝,也是通道和生存空间,\"历心于山海\"才能使\"国家富\"。公元前222年,大败楚国的秦军南征百越,次年统一华夏,在后世的历史学者看来,这或可说是黄色内陆文明最终战胜了以鱼米为食、以舟楫为兵的蓝色海洋文明,自此奠定了农业中国的大势。

    但中国从未停止过出海的努力。受秦始皇资助,徐福率领一支满载五谷种子、数千青年男女及工匠的大规模船队\"东渡\",无论是否去寻仙药,此举都算是有组织的海外拓展。东汉,海上丝绸之路已绕过印度半岛,通航罗马。三国时期,孙吴政权越过海峡经营台湾,并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线。隋朝开运河,贯通南北以利水上交通。

    海洋贸易的兴盛是\"盛唐气象\"的当然表现之一。初唐就设立了专门机构,管理船舶、商人并征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其中一条被记录的\"夷道\",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远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沿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0多公里。

    宋代的经济中心南移,东南沿海地区成为经济命脉所在。不只如此,沿海居民纷纷弃农下海,内地的许多商人也加入其中。当时有人感概,\"数十年来,习始变,舟楫极蛮岛。\"依赖交换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立即着手恢复海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听其货卖\",而且\"击缅甸、击爪哇、击占城、击日本,殆无虚岁,……利其所有耳。\"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元朝给予了\"所在州县并与除免杂役\"的优待。

    宋元商品经济的勃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它们经过手挑肩扛和车马舟船的运载,汇集到各个港口,装上随季风而来的船只。其时的海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能储备数百人一年的食粮,指南针的发明更推动了远洋航行。

    在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欧洲人的描述中,十三世纪的泉州\"宏伟秀丽\",船舶往来如梭,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他惊叹道:\"此诚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几难信有其事。\"而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确证,当时,一个活跃的贸易网络连接东北亚、东南亚、印度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的各个港口,他们甚至将这个贸易兴盛阶段命名为\"泉州时代\"。

    1402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调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造船。1405年开始,郑和率领一支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云帆蔽日\",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开始了帝国时代的最后海洋行程。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其时的明朝海军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海军匹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慑力量,而南海当然也在这股力量的控制之下。

    海禁

    1433年七月,郑和船队返国。他的死亡不仅仅意味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3年之后,曾任郑和船队副使的王景弘,送苏门答刺等11国使团回国,此后,明朝政府再也没有派船远航过。而原因,也不仅仅因为郑和的去世。

    1433年八月,朱瞻基敕令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严通番之禁\"。敕令的背景是,海商、水手因不能出海而失业,犯禁下海事件屡屡发生。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面对\"兵革连年,道路榛塞,人烟断绝\"的残破局面,他希望通过\"计口授田\",把农民约束在土地上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本身靠平民暴动起家的他,对逸出国家权力的\"乱民\"格外敏感,自然想快点消灭东南地区倚靠海洋的割据势力,以及勾结沿海百姓的海上盗寇。所以,他一反唐、宋、元鼓励开放的倾向宣布海禁。

    对\"慕华而来\"的外国舶商,唐朝地方官员经常嘘寒问暖,守法经营的前提下\"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如此\"矜恤\"和\"绥远\",除了体现大唐的容量之外,主因还是政府收益了实实在在的进出口货税,\"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

    宋高宗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取胜之于民?\"政府承袭唐朝设立市舶司,出台奖励政策招徕外商。一个叫蔡景芳的官员,因\"招诱贩到物货……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被补官为\"承信郎\"。

    宋元时期,虽然官府设置市舶司管理,但主要目的却是\"笼贾人专利之权以归公上\",追求的是\"动以百万计\"的经济利益。从本质上说,宋元时期的市舶贸易实际上是私人经营、官府管理的海外贸易。

    而在明初\"海禁\"政策的左右下,由官府控制和垄断的朝贡贸易几乎成为当时唯一的海外贸易形式,严厉阻绝濒海居民出海,而且除贡使之外,不许外国私人来华贸易。

    如果说,对于宋元而言,南海是商贸之海、利益之海的话;那么,对于明初而言,南海则是礼仪之海、朝贡之海。为维护一时的统治安稳而苟且海禁;为图慕政治虚荣、满足权贵集团的利益,而用官营的船队垄断海洋贸易与民争利,使得宋元以来日趋发达的民间海外贸易受到压抑,造成\"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中国\"的尴尬。

    到了洪武末年,来朝贡的海外国家大量减少。常贡国也不来贡。朱棣的如意算盘是,遣使下西洋,\"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接其贡使到中国觐见,并以官营船队来垄断海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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