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文化研究谈地域文化研究的兴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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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楚文化研究只是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兴盛，都离不开考古学的成果。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对其所在地的经济社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扬地域传统文化中积极一面的同时，也注意剖析本地区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相适应的一面，提升区域的文化内涵。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下历史形成的具有个性特色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圈，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原文化等等。中华文化就是由众多地域文化圈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一个大文化系统。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对地域文化开展研究也很早就已出现。如楚文化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地域文化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还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五十年代，在长沙一地，就发现有楚墓200多座。
　　自1960年代到1970年代，在湖北江陵县有计划地开展了对楚国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在望山楚墓中出土了越王勾践剑、竹简、人骑骆驼铜灯等。尤其是对楚郢都纪南城和雨台山500余座楚墓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在雨台山出土的器物有4200余件，著名的如虎座飞鸟、鸳鸯形漆豆、竹制天平衡杆、砝码等。江陵天星观一号是楚封君的大型墓葬，发掘的遗物有2400余种，对研究楚国的封君制度有重要的价值。对纪南城的发掘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城址的面积、建筑布局有了基本的了解，有宫殿区、制陶、冶铸作坊区等，并大致确定了其存废的年代。接着在湖北当阳、襄阳、宜城等地也发现了不少楚国墓葬和遗址，当阳赵家湖楚墓群发掘了自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晚期的中小型楚墓近300座，使人们对春秋楚墓的分期有了系统的认识。
　　特别是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战国曾侯乙墓及随枣地区近百座曾国墓葬的发掘、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发现的周代铜矿遗址，把对楚文化的考古推向高潮。仅曾侯乙墓就出土了15000余件青铜器、漆木器、金器、玉器等随葬品，仅青铜器的重量就有10余吨。其中有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青铜编钟等礼乐器，轰动了世界，改变了人们对先秦时期我国南方地域文化的传统观念。大冶铜绿山遗址从1973年起经过多次发掘，清理出采矿井巷近500条，出土了用于采掘、装载、照明、排水、提升的生产工具和多种器物，证明铜绿山遗址至晚在西周时已开始开采，而年代上限，很有可能一直上溯至商代晚期。使人们摸清了先秦时期铜矿开采和冶炼的情况，并推动了我国“矿冶考古”新型学科的成立。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使人们对楚文化的内涵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各个相关学科纷纷加入到楚文化的研究之中，各地先后成立了楚文化研究会，对楚文化的渊源、楚都的地望、楚墓的考古学特征、’楚国的物质文化成就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大量精美的丝织品，有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等各种各样类型，反映了楚国丝织工艺在当时所达到的高度。在湖北潜江龙湾发掘了l号放鹰台宫殿遗址，被认为是楚章华台遗址，从而对楚国的大型宫殿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在湖北荆门挖掘的战国楚墓包山大冢，出土了大批竹简，为深入研究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通过几十年来所挖掘的数千座楚国墓葬和遗址，对楚文化的认识已由模糊趋于清晰，对楚文化的要素、特征已有系统的认识，考古学的成果为楚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楚文化研究的全面繁荣。
　　楚文化研究只是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兴盛，都离不开考古学的成果。如蜀文化就是在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后重新认识到它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地域文化是区域的精神内核，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催生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热潮，并将地域文化的研究与现实问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某一历史时段延伸到对一个地域从古至今的文化进行全方位系统的探索，力求形成区域的独特文化氛围，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增强热爱家乡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对其所在地的经济社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扬地域传统文化中积极一面的同时，也注意剖析本地区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相适应的一面，为建立健康创新的地域文化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