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明清農業經濟的發展與制約(6)

  : 光明日報

吳承明先生多次指出，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希克思講的西歐從命令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時期的『市場滲透』有不少相似之處。但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畢竟沒有導致『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其中原因，除了制度和思想方面的問題以外，是否明清商品經濟自身也存在某種欠缺？商品經濟的發展不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步，恐怕就是這種欠缺之一。西歐則不然，在『市場滲透』的同時，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趨向明顯，農業革命正在醞釀以至發生了。這種『同步』與『不同步』的區別當然會影響它們的發展方向。方行先生指出，明清商品經濟發展的推動器是地主的消費需求，而不是生產需求[7] 。筆者很同意這一見解。前些年在對中外封建社會勞動者狀況的比較研究中，有些學者指出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農民的『淨餘率』大大低於13――14世紀英國農民的水平[8] 。所謂『淨餘率』是指交納稅租和扣除農民必要的生活消費開發後可以用於擴大再生產的部分。其實，我國農民生產所能提供的剩餘並不少，甚至可以提供啟動近代化過程或制度創新過程的某種基礎。但這種剩餘，以地租和賦稅的形式集中到地主及其國家的手中，大部分用於奢侈性消費，能夠用於社會擴大再生產的是很少的。


　　明清商品經濟最發達的是江南，它是當時全國性的商品流通中心。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歧變】（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 and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拿18世紀的英國和中國的江南相比。這有可比的一面，也有不可比的一面。因為英國是一個國家，江南則是中國的一個地區。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並非孤立的，它要依靠其他地區資源的支持。正如方行先生指出的，江南文化發達、人文薈萃，外出當官和做生意的人很多，他們從全國各地聚斂財富，回到江南消費[9] 。其他地區難以具備這樣的條件。所以當時江南商品經濟的發達並不能代表全國的一般水平。應該看到，明清各地商品經濟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江南這樣的發達地區之外，還存在廣大的落後的封閉的地區。吳承明先生曾估算，鴉片戰爭在國內市場商品值占第一第二位的是糧食和棉布，其商品率分別為10.5%和52.8%。可見當時糧食生產主要還是自給性的；棉布商品量雖大，主要卻是耕織結合的農戶生產的、自用有餘的產品[10] 。很難說鴉片戰爭前中國的經濟在總體上已經脫離自然經濟的範疇。


　　封建時代傳統市場上的商品，主要是依靠耕織結合的小農家庭供應的。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充分表現了小農家庭對商品經濟發展的適應能力。對於小農家庭的耕織結合，以前人們往往把它當作自然經濟的一個特徵，甚至是主要特徵；現在有些學者又強調它與商品經濟的聯繫。其實正如農民家庭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一樣，耕織結合也往往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無論『耕』（種植業）還是『織』（家庭副業），尤其是後者，其產品既可以自己消費，也可以提供市場，它可以適應不同外部條件，在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之間靈活地『切換』。在一定條件下，農家的商品性副業收入甚至可以明顯超過自給性種植業的收入，但只要它沒有發展為專業戶，自給性種植業就仍然是它的基礎和保障，也就是說，其商品性生產是以其自給性生產為依託的；而且可以根據條件的變化隨時『切換』為自給性生產。所以，建立在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的明清商品經濟，並沒有真正割斷其自然經濟的臍帶，基本上沒有脫離封建地主制經濟的發展軌道，它與導致『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那種商品經濟仍然是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