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史网 历史家“搜集材料不应粗心大意，而必须惨淡经营，反复调查；如果有可能，历史家应该亲临其境，目睹其事；不然的话，他也应该采用不偏不颇的报告，选择那些不会因偏见而夸大或贬抑的口证。”
“我的模范的历史家是这样的人：他无所畏惧，清廉正直，独立自主，坦白诚实，是非分明，不为一己的爱憎所左右，不因怜惜或敬佩而笔下留情；他是大公无私的判官，对谁都不怀恨，但是对谁都不徇私；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无帝皇将相，绝不考虑他们的喜怒，而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他可能怀有个人仇怨，可是他更加重视国家的利益，视真理重于私仇宿恨；他可能有所喜爱的人物，可是，他不会饶恕他们的过失。” 历史家“必须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无所畏惧，不仰赖他人，否则他就会优柔寡断，易受不正当的影响”；“必须只对真理馨香顶礼，绝不膜拜其他神灵；一切神灵都不在他眼内，他的惟一原则与坚定信仰是：绝不考虑今日的听众，而只想到未来的读者。”
“我的理想历史家必须具备两种才能：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现才能。前者是天赋的才能，不可学得；后者是后天的修养，只要熟读典籍勤学苦练，便可以学到。”
“歌颂者的惟一任务是颂扬与取悦他的对象，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即使言过其实，也在所不计”。“诗享有无限的自由权，诗只遵守一条法律――诗人的想像。”
因此，在卢基阿努斯看来，“不能区别诗与史，确实是史学之大患”。[9] 卢基阿努斯关于“诗与史”、“实用的历史”与“欣赏的历史”之间异同关系的辨析，开启了后世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的论争之门。近代西方无论是客观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学是一门“如实直书”的实证科学，“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还是相对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等等表述形式不尽相同的史学本体认识，就其关于治史原则、史学本质的认识，以及讨论的题域、思考的路径而言，其实均未超出卢基阿努斯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和划定的疆界。
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界，史学理论工作者们接过了卢基阿努斯的问题。坚持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沿着卢基阿努斯开辟的认识路径，从历史学与文学的区别中把真实性确定为历史学的本质特性之一；另一方面，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开辟的辩证的、历史的和唯物的认识路径，从历史本体论和史学本体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从而为历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些持相对主义甚至折衷主义史学观的历史学家，同样延续了卢基阿努斯的认识路径，所不同的只是把已经被卢氏排除在外的“无疑是外加的东西”又偷运到历史学本质特性的内容之中，使之成为内涵于历史学本质的东西，然后以此为据，重弹了实质上是“一半……一半”的老调。何兆武先生的历史学是一门“既是科学又非科学的超科学”人文学科之说，可以看做是“一半……一半”说的当代中国版。
20世纪80年代末，何兆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命题，认为“要使历史科学现代化”，“历史学界应该对过去一切似是而非的假问题进行重新批判并做出一番澄清”[10]。此论在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第一个被他当做“假问题”来澄清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或停滞性、或长期停滞性问题。进入90年代，他的这种澄清工作很快就溯源到了历史学本体论和历史本体论的范畴领域，把“历史学是科学吗？”作为一个准“假问题”――何先生没有直接认定它是一个“假问题”，而只是认为它是“唯科学观点”的一种表现，故我们用准“假问题”来称之――来清理。从他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如《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历史两重性片论》、《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11]，以及被他收入自己的“学术文化随笔”集中的《〈历史与历史学〉自序》，等等，不难发现他的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是“超科学”之说：
“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则构成为历史学。”
“……人们对历史的体验（历史学）……”
“历史学本身就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第二个层次（历史学Ⅱ）是对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
“历史学Ⅰ所给定的数据可以为有一个‘实’，即一个大家一致（或可以达成一致）的看法……历史学Ⅱ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构造过程……”
“历史学Ⅱ也包含有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二者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它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认同于艺术，从而有别于科学的东西……因此，历史学既是科学，同时又不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性之外的某些东西……即我们对认识历史所需要的那种心灵体验的敏感性，那实质上有似于艺术的敏感性。”
“历史学之成为历史学，其关键乃在于历史学Ⅱ，而不在于历史学Ⅰ。历史学Ⅰ是科学，历史学Ⅱ是哲学。”
“科学地对待历史学，就必须承认历史学中的非科学成分。”否则，“历史学就连所谓‘科学的’历史学都谈不上，更遑论‘人文的’（它是科学与非科学兼而有之，所以是超科学的，但不是反科学的）历史学了”。
“历史学不能单纯考虑物质方面，也不能单纯考虑精神方面，而是要把二者综合为一个整体；思想史则是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思想史的对象则是一切人文动机（人们的思想、理论、见解、愿望等等）如何参与并形成了历史的整体”；“思想史所论述的是人们的想法和看法，包括最广泛意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贯穿着人的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的是人的思想的整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史”；“人类的思想文化不妨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积累的，一类是非积累的……历史中……属于人文范围的成分，大抵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知识性的和技术性的，一类是涉及非知识性和非技术性的。前一类是可以积累的，后一类则否”；“思想和现实构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及其内涵。”
“历史学并不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你无法进行可控的实验来证实它或者证伪它……就物质层次的历史而言，事物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但就人文层次的历史而言，则其发展并没有物质事物发展那种意义上的必然规律……现代化的历史学正在要求人们放弃前一个时期近代化史学思想所要求于人们的对所谓历史规律也像对自然科学规律那样的无限崇拜和无限信仰”。
何兆武先生“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所获得的关于“历史学两重性片论”，要点即如上述。他的“历史学Ⅰ”、“历史学Ⅱ”两分法提出后，有的青年史学理论工作者从中获得了灵感，进而又区分出了所谓的“历史学Ⅲ”。可见，两分法对于历史学的“精细化”是做出了贡献的：它开出了一条史学本体论研究中的结构主义或者说层次化研究之路。至于历史学概念本身是否能够做出如此精细化的泾渭分明的层次区分，则尚无人去深究。
综观何先生的有关论述，不妨概括为：历史学是以思想史为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由人们对历史的研究、认识和体验所构成，一门兼具科学、哲学、艺术而又非科学、非哲学、非艺术，不是实证的人文学科。
这种史学解说，实际上是新卢基阿努斯之辨，不同于卢氏的是，何先生把卢氏的“实用的历史”和“欣赏的历史”用折衷主义的手法捏合在了一起，使历史学改性成了一个两性人。或者说，通过变性手术，历史学从20世纪末的科学时代又返回到了它的素朴的不定性的童真时代。
按照何兆武先生的相关论述，历史学的这种既是又非的两重性，根源于历史的两重性。所谓“历史具有其两重性的论点，即作为自然人，人的历史是服从自然和必然的规律的，但作为自由和自律的人，他又是自己历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取向的”[12]。
这样，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历史定义的一般内涵――人类社会的客观进程，――就被大大化约为人的历史，不仅“类”没有了，而且“社会”的内涵也被抽掉了。无论是所谓历史的两重性，还是所谓历史学的两重性，其实都根源于个体属性意义上的“人”的两重性。在解说历史学是什么时，何先生又过于强调已经被他完全个体化了的“人”的“自由和自律”性；在探讨历史学的特性时，则把人文学科所具有的一般特性等同于历史学的特性。“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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