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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史網 隨着皇帝制度的建立，皇帝頒下的文書，被冠以『制書』、『詔書』等尊美之稱，以顯示其至尊地位。君主專制制度要求臣子對皇帝的詔書必須無條件地貫徹執行。『謹奉詔』成為常見的文書用語（註：如【漢書】卷二十三【刑法志】載：漢文帝下詔議廢收孥相坐之法，丞相陳平、周勃回奏：『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可見，『謹奉詔』才是臣子對皇帝旨意應持的基本態度。），因為它體現了合乎規範的君臣倫理。臣子『不奉詔書』、『奉詔不謹』、『奉詔不敬』，則是相關政令、乃至於國家法律明文規定的罪名。在漢代的歷史記載中，類似材料可以說不勝枚舉。漢武帝設置十三部刺史，規定其執掌為『以六條問事』，其中的第一條是針對『強宗豪右』而設，而第二條就是整肅吏治的首要規定：『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漢官典職儀式選用】）顯然，郡守一級地方大員『不奉詔書』是監察制度的重點所在。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大員，以此坐罪者，皆可能被免官。（註：西漢後期，翟方進彈劾政敵司隸校尉陳慶『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劾』。結果是陳慶『坐免官』。（【漢書】卷八十四，【翟方進列傳】）另外，輔政大臣王鳳指令他人劾奏潛在的政敵馮野王『奉詔不敬』，雖然期間有人為馮野王出面求情，馮野王還是難免被罷官的厄運。（【漢書】卷七十九，【馮奉世列傳附子野王傳】）東漢末年，名臣鍾繇在自劾文書中列舉自己的失職之罪，就有『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之說。（【三國志】卷一三【魏書・鍾繇傳】注引【魏略】）漢律對『奉詔不謹』有懲治的規定，還有其他文獻可證，如【晉書】卷三十【刑法志】有『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之說，從其上下文判斷，此處所謂的『舊典』，就是指漢家法典。）漢武帝時期，還有如此規定：『不奉詔，當以不敬論。』（【漢書】卷六，【武帝紀】）事涉『不敬』之罪，就可能被逮捕下獄。甚至朝廷出動大軍征討半割據的邊境大藩，也可以借『不奉詔』的罪名而行事。（註：淮南王劉安上書諫阻武帝出兵征討閩越，就有如此表述：『越人名為藩臣……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漢書】卷六十四上，【嚴助列傳】））漢代的思想家董仲舒，還曾經借解釋『公羊學』的原理而對懲治『不奉詔』的合理性加以闡述，有『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春秋繁露】卷十五，【順命】）之說。
可以說，在漢代，不論是國家的政令，還是法律條文以及政治理論，『不奉詔』都構成了犯罪。但是，在具體的政治運作中，往往存在着與規定、理論相悖卻可以獲得『合理化』生存空間的情形。漢代的『不奉詔』也是如此。本文將致力於條述其不同類型，並藉以探索其背後的社會內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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