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圍繞語言文字的思想論爭 （11）

  : 檔案春秋

在四川提學使趙啟霖看來，國文的衰落與新學堂的設立和留學政策都有關聯，他說：『立國於世界，其政治、學術、風俗、道德所以經數千年遞嬗而不可磨滅者，莫不寄於本國之文字。其優美獨到之所在，即其精神根本之所在。非是則國無以立。中國以文教立國，政治、學術、風俗、道德見於經傳記載、足以匡扶世教、範圍事理者，甲於五州，實由國文之優美，迥絕於五洲。』自廢科舉『廣設學堂，采東西各國科學，期於取長補短，宏濟時艱。而風會趨新，後生厭［舊］，故學校雖逐漸推廣，國粹反日就湮微。加以數十年來，負笈出洋之士既多，其間卓絕堅定者不可謂無人；至於淺中弱植之徒，無舊學以培其根柢，而浸淫於彼國之文化，歸國以後，輾轉灌輸，於是吾國文學愈有日即於萎縮之勢』（註：【四川提學使趙啟霖詳請奏設存古學堂文】，【中國近代學制史料】2輯下冊，517頁。）。這裏所謂出洋之士，基本應指留學東洋者，蓋留學西洋而較有影響者如嚴復，正以古文著稱，且在抵禦東瀛文體方面，與主張保國粹者尚屬盟友。
從前引宋恕所言看，他早已注意到清季『痛擯文詞』的取向雖有理學先儒開其端，然也受『日本言文一致派泰斗福澤諭吉氏等』之影響；這將造成『古書將無人能讀』的結果，則『於海外望國皆先振古學、後發新知之進化歷史亦不合』（註：宋恕：【粹化學堂辦法】（1905年），【宋恕集】上冊，378頁。）。宋恕所謂的『海外望國』也包括日本，但『先振古學、後發新知』的進化歷史榜樣更多是指時人常掛在口中的歐洲『古學復興』或『文學復古』。既然日本也不過是學西方，則歐洲榜樣應該更有說服力也更具『正當性』，而注重本國文字或文學正是歐洲復興榜樣的重要組成部分（註：參見羅志田【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待刊。）。在具體的實踐層面，宋恕其實更多主張學習日本，故其未必是有意識地用歐洲榜樣來針對日本榜樣；但在潛意識層面，這一表述所隱喻者相當意味深長，與國粹學派一面試圖效法日本、一面又欲與日本有所區別的整體心態非常接近。
兩廣總督張人駿於光緒三十四年（約1908年）就日本人起草的【大清新刑律草案】上奏說，『法律者，所以範圍天下；必須官民共喻，然後共知遵守。今【草案】悉仿東瀛，名詞新異，語復拗折』，其中一些詞彙不過是『中國衢巷俚俗之談』。重要的是，『以特議一代之憲章，乃全襲他人之文法，似非政體所宜』。且此次『更訂刑律，期與各國政治躋於大同。今專仿東瀛，實與歐西迥異。非獨中國臣民素所未習，凡通商諸國亦無一與之同文；與其效法一國而令各國莫能相通，何如仍用中文而另備譯本之為愈』（註：此奏摺收入劉錦藻編撰【清朝續文獻通考・刑考】卷247（台北新興書局，1959年影印本，9924頁）。）。其後面的論證頗類似宋恕的思慮，但表述則明白有力得多：如果『專仿東瀛』與效法和適應『歐西』相衝突，應該做出何種選擇，對很多時人來說是已有答案的問題。
將歐洲『古學復興』與日本明治維新並論是不少清季士人的習慣，惟在涉及本國語言文字一面，西洋與東洋榜樣對中國人而言存在着重大甚至根本的差別：日本語言文字本受外國影響，針對漢字而言，拼音化實更帶本土化的含義，再加上當時及後來『脫亞入歐』的傾向都較明顯，故『言文一致』應當是進一步的拼音化；而歐洲諸國則不然，『言文一致』意味着疏離於中世紀通行的拉丁文而使用本民族的口頭語言為書寫文字，體現了更強的獨立意識。隨着近代尊西趨新大勢的強化，起源於傳教士的中國文字難這一觀念在許多中國士人中間日益普及，且被認為這是造成中國人識字率不高故影響『開智』的主要原因（註：關於傳教士的觀念參見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上海時代畫報出版社，1948年）觀念10-23頁（本書承錢文忠先生賜借，特致謝忱）。在這方面政治觀念不甚相同的各種新派有共同的自相矛盾，中國識字率當時究竟高或低，現在尚乏詳實的研究，但從時人言說看，多數士人接受西方人人識字或基本識字的說法。問題在於，當說到中國政治專制時，趨新士人多認為民眾識字少是由於君主『愚民』的結果；而述及文字本身，則又主張是文字艱深造成民眾中識字者少。類似論調直到民國仍相當流行，其實兩者皆傳教士或租界中外人所創造，尊西士人不過逐其流而揚其波。本來中國傳統最重讀書，甚至發展到『敬惜字紙』的程度；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面向所有人的觀念，極少見到勸導不讀書的官方言論。就算有之，理論上文字難和愚民兩者當然可以並行，但專制的愚民者竟然不知文字已難而仍努力誘導民眾不識字，雖然可解釋為『除智務盡』，然其『愚蠢』似尚過於一般民眾（這又與清季新派言說中愚民者通常都超絕常人的形象衝突），又何能愚民？），因而出現了簡化中國文字甚至再造中國新文字的主張，後者多與拼音化相關，更甚者則提出廢棄中國語文而採用萬國新語。
然而，由於『古學復興』的一個重點本落實在語言文字之上，章太炎等也曾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人卻不能容忍用『萬國新語』取代中文，結果形成一場革命黨人內部的爭論。爭論的主角是吳稚暉和章太炎，其中雖夾雜了一些個人恩怨，但主要還是基本文化觀念的衝突。這一爭論所涉及的當然不僅是革命黨，民間一些致力於讀音統一者固相當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清政府那時也在充滿內部阻力的情形下嘗試推行簡體字，甚至出現了廢漢文而用拼音化的『通字』之奏摺。大體言之，語言文字的改與革是清季最後幾年受到朝野共同關注的問題，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牽涉甚寬，只能另文探討了。（作者：羅志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