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 （10）

  : 档案春秋

三　余论
在大规模的留日学生发挥作用之前，特别是在梁启超和章太炎这类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接触和阐发日本版的西方学说之前，严复的确可以说是制造局之后中国思想界的西方思想资源的主要提供者之一（此时传教士仍是另一主要资源提供者），梁、章二人就常常引述或发挥严复的观念。进入20世纪之后，传教士已逐渐从主要西学传播者的地位淡出，在日本（如章太炎等）和在巴黎（《新世纪》派）的革命党人曾正面挑战严复，那部分还是因为政治观念的歧异，且多从中学角度出发（注：关于章太炎与严复，参见王泛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第二次印刷）33-37页；关于传教士，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44-46页；关于革命党人攻击严复，参见朱维铮为自任执行主编（钱钟书主编）的《刘师培辛亥前文选》所写的《导言》（三联书店，1998年），10页、27页注37。）。王国维从思想表述的角度对严复的抨击，尤其是力图从西学之学理上置严译于“古”而不“达”的位置，其打击不可小视，客观上配合了留日者对严复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这与“东瀛文体”一样都是日本在华影响上升的一个组成部分（注：1909年秋，清学部设立编定名词馆，严复为总纂，而王国维任协修。王任此职大约多恃罗振玉的援引，固非因此文之作，然其与严复同在馆中如何“编定”名词，当必有趣。其实若从新名词的社会使用看，到名词馆成立时，严总纂所代表的“造语”取向已基本大败于王协修所倾向的模仿日本派了。名词馆没能留下多少实际的成绩，亦良有以也。）。
伍启元后来曾说：由于“蒸汽机和火轮船已把整个世界打成一片”，一方面是“国际资本主义者依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中国”，而中国思想界的发展，也“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精神为中心”，即中国学术思想“以迎拒西洋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为核心”。结果，“一切适合于中国的或不适合于中国的思潮，都先后的被绍介到中国来，而许多国际思想界的争辩，都在中国重复一遍”（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175、11、25-26页。）。民初中国思想界这种一方面随西方而动、同时又以西方观念为武器相互竞争的时代特征在清季最后几年即曾出现，不过那时日本扮演了后来西方的角色。
那时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充分体现了日本影响的整体上升，即不仅在思想言说中出现频繁的国粹、国魂等观念是引自日本，一些中国学者反孔的思想资源也多来自日本人。许之衡就指出，国粹学派常说中国古学“定一尊则无怀疑、无怀疑则无进步；因以希腊诸学派律周秦诸子，而谓自汉武罢黜百家之后，学遂不竞”。此说出自日人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而梁启超扬其波者也。同样，因学术定一尊而“冤孔子主张专制，合时君之利用”，也是日人白河次郎倡其说而梁启超演之。至章太炎之《书・订孔》更“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梁、章二人，“其学皆与东洋有渊源”；远藤隆吉、白河次郎二氏之学说经梁、章推演，“后生小子，翕然和之，孔学遂几失其故步”（注：本段与下两段引文，见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1年6期。关于章太炎反孔与这二位日本学者的思想渊源，参见王泛森《章太炎的思想》178-183页。）。
在许氏看来，“孔子之遗经，无一为主张专制者；虽不主共和之制，然其所言君权，大抵主限制君权之说居多”。故不能“以今日群治之不竞，而追咎古初”。若对比中西，虽然“希腊学风之盛，流衍遍于欧西，而今日无一存者，徒供历史研究之资料。欧洲自信从基督，而十字军几度战争，排去外教之侵凌，兼以输入文明，遂成今日盛兴之效”，正收“定一尊之效”。可知中国“今日犹未为生番棕夷者，即此定一尊之效”也，又“安知今后之必无进步乎”？惟日本人“排斥孔子，则由彼爱国者恐国人逐于汉化，又恐逐于欧化，故于孔子有微词，于耶苏亦多论议，以成彼一种东洋之国学，即国粹主义所由来也。论者不省，而据为典要，扬其流而逐其波，不亦误乎”！
换言之，排孔与国粹在日本可以不冲突，但照搬到中国，则矛盾立显。关键在于，“外人之灭我国也，必并灭其宗教、灭其语言、灭其文字”，故无一不须保全。不过，排孔只是部分日本人的观念，另一些日本人则根本认为儒学正宗已转到日本，杨度注意到：“日本人之常言曰：孔子之道，不行于支那，而行于日本；支那奉其名，反而日本行其实；支那以为命题作文之具，而日本以为修身治国之道。”当日中国之人心国政，实不可谓为实行孔教者。这样的尊孔言论一转到中国，仍等于反孔；若中国所推行的孔子之道不过是“命题作文之具”，既存的体制便缺乏正当性。故杨度慨叹道，如此言成立，“则我国民更何所挟取自号为文明者？不惟其所本无者将取法于泰西，即其所固有者亦将索还于日本矣”（注：杨度：《游学译编叙》，《游学译编》1期（光绪二十八年十月），4页（文页）。）。
当年那些主张保存国粹的士人虽然未必同意中国所固有者已转移到日本之说，但大体接受并宣扬了真孔学在定于一尊之后便已失传的观念，而希望复兴原初的古学（注：参见罗志田《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载《中华文史论丛》65辑（2001年3月）。）。他们中一些人正是从日本对华影响的整体性上看到了威胁之所在，黄节即喊出“亡吾国学者在日本”的警告。他认为，一国之立，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灭之则亡种亡国。而英俄灭印度裂波兰，“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当西潮东侵时，已是“外族专制之学说”的中国学说面临“共和立宪之文明，相形之下，优劣之胜败立见也，则其始慕泰西。甲午创后，骇于日本，复以其同文地迩情洽，而收效为速也。日本遂夺泰西之席而为吾之师，则其继尤慕日本。呜呼，亡吾国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注：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年1期。）！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已注意到日本威胁的黄节大体仍接受了源于日本的观念，以为中国学之不竞是因为真古学已经失传。
黄节所观察到的一方面“骇于日本”，同时又因“同文地迩情洽而收效为速”乃倾慕日本的情形，正是日本影响巨大而持久的原因所在。此后留日学生在中国军界、政界、财界以至文坛，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直到1915年日本欲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才从根本上损毁了其长期的影响力，直接导致不少留日学生变得仇日。许多留美学生恰在那段时间陆续回国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种进行中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影响的上升和日本在华影响的下降（注：说详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载《新史学》（台北）3卷2期（1992年9月）。不过，日本的潜在影响仍是相当广泛的，据张君劢回忆，一战后梁启超游欧期间，在见了法人柏格森后到德国，忽然想起“日本人所著欧洲思想史中，必推柏格森、倭伊铿两人为泰山北斗”，既已见前者，不可不一见后者。于是又联系了与倭伊铿的会面。则民初一度影响中国思想界甚多的这两位哲学家原来先就特别受日本学界的关注，这是非常值得认真探讨的。参见张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载《改造》4卷5号（1922年1月）2页（文页）。），这是后话。而清季部分朝野士人很早就警惕日本影响的威胁，并在向其学习的同时试图有所抵御，很大程度上即因语言文字在思想言说中地位上升而得到关注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