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圍繞語言文字的思想論爭（3）

  : 檔案春秋

以詩文著稱的樊增祥本認為『吾中國事事不如外人，獨倫理詞章，歷劫不磨，環球無兩』，但對中文的前途已充滿擔憂：『比來歐風醉人，中學陵替。更二十年，中文教習將借才於海外矣。吾華文字，至美而亦至難，以故新學家舍此取彼。然人人畏難而不學，將來公卿之奏議、郡縣之申詳、私家之議論、友朋之書札、名人之碑誌，舉以鄙倍枯澀凌雜苟簡出之，是使當世無文章而後世無史料也。』（註：樊增祥：【秦中官報序】（光緒三十年正月）；【批高郵州學正王同德世職王傳忠稟】（作於光緒三十四年六月樊任江寧布政使後），【樊山政書】，宣統庚戌（約1910年）刊本，無出版地，卷7，4頁；卷20，40-41頁。）惟對於更多時人來說，『當世無文章而後世無史料』實非中國眼前之急需，倒是樊增祥所承認的『吾中國事事不如外人』才是必須立即改變的現狀。就連吳汝綸這樣的桐城文派大家也說，『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國所獨優。語其實用，則歐美新學尚焉。博物、格致、機械之用，必取資於彼，得其長乃能共競』（註：【清史稿・吳汝綸傳】卷486，中華書局，1977年標點本，13444頁。）。
這就呈現出某種程度的時代緊張：一方面，在西來的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下，語言文字被賦予『立國之本』的重要意義，大大提升了『文以載道』和『因文見道』的傳統觀念（隨着西方近代國家觀念的傳入，『道』本身的含義也在轉變，而『文』已幾乎等同於『道』了）；另一方面，由於外患日深，『文字』顯然與『退虜』、『送窮』等當下的需要頗有距離，且過於重文的習慣行為已被認為妨礙了實用方面的發展。吳汝綸與樊增祥一樣珍重中國之『文』，然其意在以『實用』為急務是很明確的；實用即意味着追隨『歐美新學』，於是這『獨優』的本國語言文字很快就因與學習西方的取向似有衝突而受到更多新學少年的衝擊，淪落到需要『保存』的地步。
那時世風的轉移非常明顯，由譯學館派出遊學的陳祖良已觀察到，『傾心洋文，吐棄科學，吾國人之通病』。他以為，『科學不備，雖通洋文，無能為也』。而任教於天津北洋客籍學堂的孫雄在1907年發現，該校學生『資稟稍勝、根柢稍厚者，多並日勞神以治洋文』。他承認這些人『意非不甚善，然今日求學，不必遽語高遠求大用也，但冀具完全之人格而已。中國文與外國文，分定課程，兩無偏重，琢磨砥礪，自能日新』（註：孫雄：【北洋客籍學堂識小錄敘】，【政藝通報】丁未年14號，39張。）。在陳氏的觀察里，與洋文對應的還是『科學』，與前引高鳳謙所言相近，而孫氏所見則是輕中文以治洋文。此時提倡中外文兩無偏重已意在袒護中文，與開辦同文館時的世風截然相反；且孫氏所說的中文、洋文大體是中學、西學的近義詞，學界中西之間的權勢轉移已至為清晰。
鄧實早在1903年即觀察到：『海市既開，風潮震撼，吾國不學之士、無良之民，浸淫於蟹行之書，病祖國言文之深邃，反欲盡舉祖宗相傳以來美麗風華光明正大之語言文字廢之而不用，而一惟東西之言文是依，以為夷其言語文字即足以智民而強國。』（註：鄧實：【雞鳴風雨樓獨立書・語言文字獨立】，【癸卯政藝叢書・政學文編卷七】，174-175頁。）可知中文『不優』甚至當廢的觀念先已在流傳，既存研究一般較關注吳稚暉等幾年後提出的廢棄中國文字而改用萬國新語（今稱世界語）的主張（註：參見羅志田【清季圍繞萬國新語的思想論爭】，【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其實吳氏等人不過是將那時已存在的類似觀念更系統而明確地表述出來而已。也因此，一些中國士人試圖保存這一『獨優』文字的努力還先於歐化派不久的直接進攻。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章太炎於1906年在東京主持『國學講習會』，專講『中國語言文字製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設施之旨趣』及『古來人物事跡之可為法式者』。章士釗起草的【國學講習會序】說：『夫一國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國有獨優之治法，施之於其國為最宜；有獨至之文詞，為其國秀美之士所愛賞。立國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於其一國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習其文詞；苟不爾，則不能立於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轉移其國化，此定理也。中國立國已二千年，可得謂無獨優之治法乎？言治法猶晦，中國之文字，於地球為特殊，可得謂無獨至之文詞乎？必曰無之，非欺人之言，則固未之學也。』（註：章士釗：【國學講習會序】(1906)，【章士釗全集】(1)，文匯出版社，2000年，176-177、1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