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漢學論著翻譯規範的探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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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問題之二：對史料翻譯形式的規範化處理是衡量譯者學術水準的標尺。李約瑟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之中譯本則較好地體現了形式統一、內容充實的原則。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譯者都先根據外文把原著者對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實譯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見於後，並改變字體，用括號括出以示區別。例如：此書第二卷【科學思想史】（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8


    『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儒家反對對自然進行科學的探索，並反對對技術做科學的解釋和推廣。
樊遲請求學農，孔子說：「我比不上老農民。」他又請求學園藝，孔子說：「我比不上老園藝。」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這本來可以認為是對傳統技術人員的謙虛態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遲走後，孔子說：「樊遲真是一個眼界狹窄的人！……如果一個君主或官長喜好良好的習俗、正義和真誠，人民就會背負着他們的孩子從各地都來歸附他。這樣，他還需要知道怎樣去務農嗎？」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好義……好信……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又如何兆武、何冰兩位先生所譯狄百瑞【東亞的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也採取類似的格式。隨舉一例：


    『禮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從這一事實：人是生來就有欲望的，當欲望得不到滿足時，人就必定要追求它們。當這種追求進行得沒有限度或分寸時，必定會發生爭執。隨着混亂就出現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這種混亂，就把禮和正當性加以法典化而設立必要的限制，於是欲望就會得到調劑而他們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滿足。他們以這種方式使得欲望不會被事物無限擴大，而事物也不會因欲望無度所耗竭。從而這兩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長。禮就是從這裡來的。（【荀子集解・禮論第十九】第一章）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第十九】第一章]』（ 第13頁）


    全書均沿用此格式的意義有二：其一.對中國古文的解釋本身就是學術研究的一部分。國內也並沒有任何稱得上是絕對權威的譯註，學者們的新知灼見往往正基於對文本的深入解讀。因此國外學者對原始材料的重譯，既興許是誤讀也很可能是變換角度，用有別於傳統的思維方式重新闡釋原典，不容忽視或省譯。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處則更方便了讀者，使讀者對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對比和判斷而省卻了檢索的麻煩。當然這也是使譯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實原著的必要手段和過程。


    形式問題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蘇人民版和商務版的所譯韋伯【儒教與道教】的兩部譯著，前者未附任何參考文獻目錄和索引，後者則附有譯名表，這在使用價值上有明顯差別。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分別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國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的中譯本。商務本把法文原書的腳註和書末索引全部翻譯過來，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參考書目】的同時寫道：『本書作者格魯塞在編寫其書過程中曾參考了大量西歐出版的史學著作與有關東方學的論文，為了說明資料的出處，他在各頁註腳內簡略地提到著作的書名與頁碼。我們認為這種註腳對漢文譯本的讀者是多餘的，首先那些資料是很難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許多困難。……』（第589頁）青海本的譯者魏英幫先生親聆過格魯塞教授講授的【遠東史】，所以增補的【著者參考書目】肯定極具價值，但參照商務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書腳註的學術含量仍舊豐富，因此決不『多餘』。如此情況還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據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一卷【東方的遺產】譯著的【東方的文明】一書中出現，腳註一律未譯，這總與此書較好的文字翻譯質量不相匹配，並且無法讓讀者得知其書使用材料的來龍去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