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胡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1）

  : 文史參考

1936年5月10日，胡繩發表【評介】一文時，年僅18歲。一年前，他從北京大學哲學系一年級肄業，回到上海刻苦自學。他已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著作，初步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上海從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活動和抗日救亡運動，爲【讀書生活】等刊物撰稿，參加【新學識】的編輯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嶄露頭角。在這篇文章中，他嘗試以唯物史觀爲準繩，來評價最早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專著――李鼎聲所著【中國近代史】。他指出，『這本書的作者是很正確地把握到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本質的，而且在他這本書中間是負起了應負的任務的』。在他看來，李著【中國近代史】相對於其他史學著作的優越之處在於：第一，處處顧到中國歷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對於中國近代史中間許多常被誤解或歪曲的重要事變都有很有力的說明。同時，他也毫不客氣地指出這本書的缺點：內容過於簡略，尤其對於『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經濟上的變化』解說得還欠周到；他認爲，在解釋歷史事實時，不可『忘了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而且，『國際資本、中國民族資本、封建勢力這幾方面微妙的複雜的關係，是不能只用幾句概念式的話就算表過的』。①重視社會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重視社會階級勢力消長的分析，這些都體現了青年胡繩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內核。
    1937年5月5日，抗戰爆發前夕，胡繩發表【『五四』運動論】。他既充分肯定五四運動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確指出，五四時代思想的最大弱點是『只有熱情的口號，只有雜亂的思想介紹，而沒有對於宇宙、社會、人生全面的、一貫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論基礎』。正因爲這些弱點始終不曾被克服，『於是在客觀的形勢稍一變動的時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態而出現的戰士便一敗塗地向後退了，而且退得那樣地迅速，那樣地毫不遲疑』。五四運動對群眾的發動極爲有限，『它只喚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覺，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壓迫下掙扎生存的人遺忘了』。胡繩指出，必須『要給民主與科學建立起與歷史的發展過程配合，與當前的救亡運動的實踐配合的堅實的理論基礎』，②這個基礎就是唯物論與辯證法。唯其如此，才能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勢力。撰寫此文時，國共聯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國上下一心，統一於抗日救亡的旗幟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識之士呼籲國民黨實行民主，發動人民群眾的力量，實行全面抗戰。胡繩通過論述五四運動，吸取歷史經驗教訓，他指出，救亡無疑需要民主和科學，但更爲重要的是確立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辯證法的指導地位，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抗日戰爭爆發後，胡繩轉至武漢，於1938年加人中國共產黨。此後，他在武漢、襄樊、重慶等地參與黨的文化領導機構和統一戰線工作。由於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求解放的宏偉革命實踐，他對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戰爭勝利前夕，胡繩在1949年5月4日【進步青年】創刊號發表【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文章指出，五四以前，農民大眾的『血雖然向外國侵略者表明了中國人民是不可輕侮的，但是他們究竟並不能對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積極的貢獻』；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熱情『往往只表現爲脫離廣大群眾的個人主義的搏鬥。他們朦朧地想望著資本主義的中國，實際上卻隨時準備著與帝國主義者和封建勢力的妥協』。五四後，『由於中國工人階級之作爲獨立的、領導的政治力量的出現』，由於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出現，中國人民的革命有了確定不移的目標，中國革命呈現了煥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間中國人民所抗議和反對的舊中國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於最大多數的人民大眾意願的新中國也就一定能湧現到地平線上來』。③文章的結論：五四運動成爲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水嶺。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中，他這樣評價五四運動：十月革命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人民的進一步覺醒，巴黎和會外交的失敗，終於引發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使帝國主義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民的團結和行動的力量，的確是一個相當重的砝碼』。『從五四運動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具有徹底地反帝國主義性質的人民愛國運動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展開了。』中國革命成爲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就不能不展開新的面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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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繩全書】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3、355頁。
②【胡繩全書】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41頁。
③【胡繩全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頁。
④【胡繩全書】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322頁。

嚴格說來，寫於1939年12月25日的【論鴉片戰爭――中國歷史轉變點的研究】是胡繩的第一篇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學術論文。在這篇文章中，他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通過豐富的史料，展現了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下層民眾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清朝專制統治由興盛而漸趨衰落的歷史圖景，對『在鴉片戰爭中各種社會力量的動態和鴉片戰爭的發生與結果在中國社會中引起了怎樣的階級關係的變化』做了具體、深刻的闡述。鴉片戰爭一方面加速了小農經濟的解體，造成了封建社會的崩潰；另一方面，『在這腐爛的過程中生長出了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過的新的對立階級，新的鬥爭與發展。』在這篇長約兩萬字的文章中，胡繩充分體現了他高屋建瓴的理論思維、遊刃有餘的史料駕馭能力，做出了許多新穎而富有卓識的論述。比如，對於清王朝採取的閉關鎖國政策，前人大多持否定態度。他通過辯證分析指出，『假如在18世紀，中國的鎖國政策，還是出發於封建社會中傳統的自大心理與對任何外來新勢力的畏懼與排斥，那麼到了19世紀初葉這一政策有了積極的自衛意義。』清朝統治者的顢頇愚昧固然應該批判，但絕不能因之而爲萬惡的鴉片貿易開脫罪責。胡繩通過雄辯的歷史事實論證了鴉片貿易給英帝國主義帶來的巨大收益，給中國造成的深刻的社會災難，『英國在以大炮轟破中國的大門之前，已經靠著鴉片那種奇怪的商品給予了閉關自守的中國比炮彈更要激烈的打擊了。』①閉關只是清王朝在面對帝國主義入侵時的一種無奈的選擇，如果對帝國主義侵略與擴張的本質認識不清，對英帝國欲打開中國這個海外市場，以挽救日益逼近的工業危機這個鴉片戰爭的內在根源視而不見，而歸咎於閉關鎖國政策，則可以說是倒果爲因、顛倒黑白。應該注意到，此文寫作時抗日戰爭已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對日方針由初期的積極抵抗轉向消極妥協。鴉片戰爭中的統治階級依違於和戰之間，對於英國侵略者時而大張撻伐，時而委曲求和，最終使局面不可收拾，這樣的歷史教訓不啻是提供給國民黨當局的前車之鑑。
    胡繩關於閉關的觀點在1949年所寫的【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的前奏】一文中有了進一步的發揮。他通過翔實的史料證明，『中國當時所拒絕的並不是什麼和平的國際貿易。如果中國曾經只能聽任西方海盜商人自由行動，那就等不到鴉片戰爭，先來的冒險家們早已會把中國蹂躪成和非洲、澳洲、印度、印度尼西亞一樣了。』胡繩進一步分析，『封建統治者企圖關緊大門，永遠保持封建統治秩序』，②但他們所採用的這種單純防禦的方法，也不能逃脫破產的歷史命運。也有論者指責清廷不知利用國際關係以制英，胡繩認爲，『固然當時英美、英法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清廷即使能利用國際關係，而在國內矛盾日趨銳化的情形下，欲避免自身的危機也是不可能的。在國內執行著一切退步政策的封建統治者是領導不起來一個勝利的全民抗戰的。』③由於有辯證唯物主義作爲有力的分析工具，胡繩的這些論述既迭出新意，又有理有據。在這幾篇文章中所採用的分析方法和觀點，對此後中國近代史研究有相當的影響。而且，他洗鍊流暢、雅俗共賞的行文風格也有助於吸引更多讀者。
1942年，胡繩從香港回到重慶，在【新華日報】編輯部工作。他在工作之餘用大部分精力學習中國歷史，閱讀了許多歷史書籍，並於1944―1945年間，根據學習筆記寫了一本通俗讀物【二千年間】，寄給葉聖陶編輯的【中學生】雜誌發表。④寫作此書時，胡繩只是將它當作自己學習歷史的筆記，並未想藉此對現實有所諷喻。但作爲一個有強烈歷史責任感與時代使命感的熱血青年，面對使人焦慮的國內政局，『由這些客觀形勢引起的感觸不可能不流露到筆端上來。』⑤這本書結構獨特，從縱的方面寫官僚機構、軍隊、農民革命、上層改革等。在第六節『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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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06、387、390頁。
②【胡繩全書】第2卷，第19、20頁。
③【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01頁。
④據胡繩回憶，1949年前後中學裡沒有歷史教科書，就拿【二千年間】當教科書。參見【筆耕豐歉說當年】，【胡繩全書】第7卷，第165頁。
⑤【第五卷引言】，1996年，【胡繩全書】第5卷，第2頁。

的撼動』中，胡繩對農民戰爭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農民起義雖然『無法違抗失敗的命運』，然而『在這一次接一次的鬥爭中，畢竟是把封建社會推向前去』。尤其對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太平天國，胡繩認爲它『一面總結了封建時代的農民戰爭，一面又下啟了近代的民族民主的革命鬥爭。』他進一步指出，『只有在現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不會重蹈農民戰爭的歷史覆轍』，但無論如何，中國革命必須發動農民才能獲取成功，『表面上顯得似乎是凝滯不動的廣大農村中，有著無限的力量，一旦撼動起來，就能創造出一切奇蹟。』①對於戊戌變法，胡繩認爲不能高估其歷史意義，它不能算改革，而只是改良，是從統治者立場上提出改良政策，『把對於下層人民的剝削方法和統治政策作某些改變，以求達到穩定既存的統治秩序，維持和鞏固統治者地位的目的。』在內憂外患中，爲了挽救危局，統治集團中自動提出的改革辦法，最高限度『只是這種改良政策。』而且『縱使是這種改良政策，他們也不敢認真執行』。最後，統治階級只能一切守舊，坐以待斃。尤爲可貴的是，胡繩在此時已特別意識到反封建任務的艱巨性。他強調，『封建專制時代經歷那樣長的期間，積蓄了那樣深厚的傳統，要把它整個埋葬掉，並不是很容易的事。一個人死了，固然並不會有鬼魂，但一個歷史時代死了，它的鬼魂卻還會繼續活著，給新的時代以騷擾破壞的。這「鬼魂」卻並不是不可捉摸的精靈，而是實際社會中的存在。』②直至今日，我們依然不能不佩服胡繩這些話里所蘊含的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