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史網 一位思想史家曾經指出：『一切都得從「五四」講起。中國現代史好些基本問題都得追溯到「五四」，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內，尤其如此』，［（４）］四十年代走紅的張愛玲也在後來的文章中說過，『五四』是中國現代史的大背景，不了解『五四』，就不了解現代中國［（５）］。研究『五四』，在我看來，決不能僅僅作為一個純粹的歷史時期來對待。研究和闡釋文化變革，猶如研究一個時間的分水嶺，不能僅僅作為一個時代的歷史來看待，而也應該作為一種現象，一種象徵，從宏觀的，整體的角度進行形而上的文化分析。『五四』所具有的鮮明特徵，使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整體來對待。對『五四』進行一次全面地探討，從某種程度上講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需要。把握大轉折時代『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探討近百年以來，中國文明的衰敗與復興，都無法繞開這個分水嶺。從『五四』的整體研究出發，我準備採取『五四學』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提出，並非想為本來夠熱鬧的學術殿堂，再增加一門界限模糊、縱橫曼衍、卮言之辯的學科，把『五四』膨脹為一頭龐然怪獸，甚至成為歷史神話迷思，使之根本無從把握。而是基於一種歷史的考慮，基於一種觀念的變革，一種研究方法的更新。從『後五四』時代的語境出發，我的問題是：『五四』作為一種精神神話是怎樣誕生的，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五四傳統又是怎樣左右了幾十年來中國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思維和行為模式，我們對五四作科學的理解和判斷所依據的原則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什麼動機為人們所領悟並發展起來。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全面地梳理對『五四』種種觀念和話語的演變過程，這顯然不是本文所能夠解決的。這裡只想針對歷史研究長期襲用的『三分法』和『雙半說』進行一點辨證分析，逐步確定『五四學』內涵。
所謂『三分法』，是指中國近百年歷史研究中近代、現代和當代史的劃分。以此類推文學史的研究也遵照這一『三分法』而被人為地割裂開來。這種劃分完全是按政治鬥爭史的標準，基本上忽略了文學史的內在邏輯發展，忽略了中國文明在現代變革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內在生命力，忽略了傳統本身的衰敗與創生過程。作為對這種學術慣性的反撥，學術界有人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和『近百年中國文學史』的概念，出發點即是一種『歷史整體性』的考慮。但『常識告訴我們，「整體性」只能是為了研究上方便所提出來的概念，並沒有任何一個思想程式可以完全包攝它。』『所謂歷史整體性（必須包括所有的時空）和歷史客觀性（即假定所有具體事件都可以得到驗證）是永遠無法真正達到的。』［（６）］從時間上對近百年歷史進行統攝打通，只完成了工作的一半，問題在於必須找到一個貫穿始終的歷史參照系，一個完整的歷史分析方式，否則任何打通的努力只能是形式上的整體，內在邏輯上仍然是條快分割的碎片。我們講近百年文學是走向世界化和現代化過程的轉型期，講二十世紀文學所面對的種種外在的（政治與文化）衝突和內在的（新與舊）的衝突，講文學現代化進程中悲涼色彩濃厚的啟蒙主義精神，都必須回到『五四』。中國現代化的序幕甚至可以說是從第一篇白話小說，第一本白話詩集開始的，一群文學青年和大學教授成為這個舞台上的主持人，這種特定的『文學情緒』幾乎奠定了中國近百年文化啟蒙運動的基調。――激情大於理性，浪漫多於現實，夢想超越實踐，這種五四精神和思維方式，深刻地影響幾乎整個世紀，直到八十年代末我們仍然可以尋到它的蹤跡。因此我們說二十世紀中國史在一定意義上講是『五四』的歷史，當然不是指其單純的政治屬性，而是指其廣義的思想文化啟蒙意義。亦即問題的實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為什麼一個文學上的變革，而初始僅僅是一個語言的變革，竟然激起整個文化的反省與批判，繼而掀起一場整個社會的改造和重建運動？社會學的理論表明，任何變革雖然首先在文化界產生，但只有當它在社會結構內得到肯定時，才能真正發揮作用。中國近百年歷史的演變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文化界的思想啟蒙要得以發揮作用，必須把這種變革的觀念植根於廣大民眾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之中，最終又體現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整個社會才得以進步。這個過程決非一個政治事件（如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就可以一蹴而就。按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說法，歷史可分為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三個層次。長時段是一種結構，指長期不變或變化極慢的起長期、決定性影響的因素，如思想傳統、社會結構、文化模式和精神心態等。局勢、情狀、思潮屬於歷史的中時段，是歷史的周期和節奏。最後，歷史的一系列事件屬於短時段，指各種突發性的事變。在這三個層次中，研究長時段即各種結構最有意義，因為長時段包括深遠的和結構性的變化，而這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標誌。將這種歷史研究的層次分解法用於中國近百年歷史的研究，可以發現，無論是政治事件如戊戌變法、五四學生運動、延安整風運動等，還是戰爭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等都是短暫的時段，而其中貫穿始終的則是長時段的人的思想結構、文化心態、社會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緩慢而又一以貫之，既有內在的邏輯，又有統一的目標指向，而這正是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學史真正的對象。中國近百年歷史無疑是文化傳統和文明模式變遷結構的邏輯展開。『五四學』概念的提出，着眼於歷史變遷的整體結構的轉換，根本的目的在於打破近代與現當代的人為之分，釐清五四運動的廣狹義之分。在『五四學』的範疇里，『五四』，不再是五四學生運動（短時段），不再是新文化運動（中時段），而是指晚清以來，中國社會掀起的旨在變革傳統文化，尋求現代化道路，爭取民族獨立的長達百年之久的思想文化運動和社會結構變革運動，是一場既有着深刻的歷史淵源，又有着深遠的歷史回聲的百年啟蒙運動。在這裡，正如西方的『文藝復興』一樣，『五四』是指一種歷史的代碼，以此為中心，中國百年史可分為前『五四』階段，『五四』階段和後『五四』階段，作為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一個重要文化支點，『五四』統攝了整個歷史變革的漫長行程。『五四學』概念在學術意義上也將改變歷史學與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的相互隔膜，使得百年史研究在一種新的綜合視野中產生『史學重寫』的強烈願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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