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春秋 三
在歷史與道德的二元張力中，最引人深思的，是一種二律背反的現象。即道德中的肯定的也即人們通常說的『善』的一面，有時卻阻礙着社會的發展，而道德中否定的也即『惡』的一面，有時則對社會的發展起着推動的作用。
國內學者對於這一問題的思考，大多得益於恩格斯的【路德維西?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在這篇文章中，恩格斯在批判費爾巴哈道德觀的貧乏與膚淺時，曾引用黑格爾的話：『有人以為，當他說出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接着，恩格斯指出：『在黑格爾那裏，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裏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但是，費爾巴哈就沒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惡所起的歷史作用。』⑦恩格斯這段論述的內涵，國內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做了比較詳細的闡述。⑧但大都忽略了這一事實：即恩格斯的這段論述實際上是在批判費爾巴哈道德觀的過程，對黑格爾道德觀的一種闡釋，雖然恩格斯是贊同這一思想的，但由於是批判過程中的闡釋，恩格斯就不可能對自己道德觀進行全面的闡釋。換句話說，這段論述並不是恩格斯對於道德，也不是他對於善惡的全部看法。由於這一忽視，在闡釋道德或者善惡與歷史的關係時，就容易出現兩個誤區。其一，認為能夠成為歷史發展的動力的只有惡，善雖然有利於調節人們之間的行為，使人們和諧地生活，但卻不能推動歷史的發展，有時甚至對歷史的發展起着阻礙的作用。這顯然不是恩格斯的原意⑨，也不符合事實。其二，是認為道德上的『惡』從歷史的角度看，卻起着積極的作用。這種看法也值得商榷。
誠然，恩格斯在上述論述中，的確提到惡的兩種表現形式在歷史上有積極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恩格斯在這裏只是對『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進行具體闡述，而沒有對惡的表現形式進行全面的歸納。如果全面歸納，惡的表現形式至少還有一種，即對那些將人與人類從混沌的自然界中提升出來，維持着人與人類的文明本性的原則與規範的違反，如亂倫、遺棄子女、虐待父母等。這種道德上的『惡』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具有積極的歷史作用。另一方面，即使是恩格斯所說的那兩種類型的惡，在歷史上也不總是起着積極作用的，比如貪慾。報載中國某些官員喜歡動用公款賭博，往往導致數以萬計的國有資產的流失，這種貪慾又怎麼能夠推動社會發展?這裏的關鍵在於，『惡』只有和生產力聯繫在一起，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的時候，才會具有積極的歷史作用。善實際上也是如此。比如勤儉與懶惰，從道德上看，一個是善一個是惡。勤儉的歷史作用是無可置疑的，早期的美國移民正是憑着清教徒這種勤儉的精神，從無到有地開發、建設了美國。但如果一個人只知辛勤勞動，節衣縮食，卻不思從更高的層次提高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那麼，勤儉這種美德也可能成為歷史發展的障礙。另一方面，懶惰也有可能具有積極的歷史作用。有人認為，人正是因為不想走路，所以發明了汽車，因為不想洗衣，所以發明了洗衣機，因為不想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所以發明了各種機器。這有一定的道理，『偷懶』的欲望的確促使人們進行了一系列的發明。但是，如果人們只是偷懶，而不在發展生產力的層面上使這種偷懶成為可能，那麼懶惰也就不可能具有積極的歷史作用。
筆者以為，恩格斯的論述，實際上揭示了道德與歷史之間的這種二律背反現象。這種二律背反現象，是歷史與道德之關係中最複雜最深刻的表現形式之一。努力表現出這種二律背反，既是文學的任務，也是文學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實際上，在討論【拉摩的侄兒】時，我們已經接觸到了這一話題。拉摩的侄兒是道德惡的代表，但他的這種惡從歷史的角度看，所起的並不完全是消極的作用。起碼，它對當時的封建社會秩序是一個有力的衝擊。再如【紅樓夢】，賈寶玉不喜仕途經濟，所謂『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⑩。這在賈府長輩和當時的主流社會看來是大逆不道的，是『惡』之一種。但是誠如恩格斯所說：『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賈寶玉的不喜仕途經濟，實際上是對日漸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反叛，是一種新的進步，一種新的道德觀的萌芽。果然，在曹雪芹去世不到150年之後，舊的仕途經濟之道――科舉、四書五經就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式學堂，西方科技。賈寶玉的不喜，得到了現實的肯定。另一方面，由於不喜仕途經濟，最終導致了賈寶玉在高中第七名舉人後離家出走，投身佛門。這在客觀上加速了賈府的衰亡，從而使【紅樓夢】作為封建社會的衰亡史的意義更加彰顯。這樣，賈寶玉的『惡』便呈現出正面的歷史色彩。在【紅樓夢】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林黛玉的『乖張』，薛寶釵的『賢淑』，都具有一定的道德、歷史因素。曹雪芹以他的如椽巨筆，深入揭示了小說人物與事件中所隱含的道德與歷史內涵，揭示了它們之間的二律背反，這正是【紅樓夢】令人百讀不厭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一些文學作品之所以讓人感覺品位不高，缺乏深度，一個重要原因不能不是缺乏對二律背反的認識。寫道德就是大善大惡，寫歷史就只端出一個社會發展的標準，道德標準拋到九霄雲外，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德』。前者如某些武俠小說，後者如早兩年播出的電視劇【雍正王朝】。殊不知，這正好違背了生活的真實，掩蓋了生活的豐富多彩性，也損害了文學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與力度。
注釋：
①【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1頁。
②轉引自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4月1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83―284頁。
③④狄德羅：【拉摩的侄兒】，江天驥等譯：【狄德羅哲學選集】，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236頁、第264頁。
⑤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4月1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83頁。
⑥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417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37頁。
⑧參看張羽佳：【馬克思主義關於『惡』的歷史作用的思想及其內涵】，【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李玉銘：【惡的歷史作用與文藝創作問題】，【文學評論】1992年第1期；楊曾憲：【從惡的評價兩難論及歷史尺度與道德尺度】，http：//www.xslx.com/htm/xssy/xspp/2005-07-03
-18948.htm
⑨恩格斯認為道德上的『惡』有其積極的歷史作用，但並沒有說『善』沒有這種作用。
⑩曹雪芹著、高鶚續：【紅樓夢】，嶽麓書社1987年版，第2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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