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网历史 五、其他器物及纹饰
嗣华《文化中秋》附山东诸城前寨出土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刻符是美术化的图案：上部为一实心圆纹，中间为一弯月形，下面是“五峰山”，可能为了表现月光如水，“山”脚还留白做出一条曲折水波状。这个图案在大汶口文化中根本就找不到。大汶口文化出土所有的陶尊刻符都不存在“五峰山”山腰或山脚有曲折水波状，而所谓“五峰山”也不是左、中、右三峰高耸，夹在其间的两峰非常矮小。但是嗣华文中却说：“山东诸城前寨出土的一件陶尊上，这一图像还被涂上朱红的颜色。这个图像下边象座山，中间是个弯月，上边是个太阳，即将日、月、山这种常见的自然现象表现出来”，关于这段文字的小题目也叫做《考古发现中的月亮崇拜》（《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10日第5版），这显然会对不熟悉这种考古资料的读者进行误导。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及类似刻符主要发现在皖北、鲁东南，其次发现在鲁南，空心圆纹和山形纹之间绝大部分都是上出三尖状的火纹而非弯月形（王吉怀、赵天文、牛瑞红《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而这种火纹“ ”据学者研究应是表示大火（即心宿三星），是大火崇拜的反映（王震中《试论陶文“ ”、“ ”与大火星及火正》，《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6期）。诸城前寨确有一例大口尊陶文在空心圆纹与“山形纹”之间画弯月形，但所谓“五峰山”并不是底端平直而是为弧线（可见“五峰山”之说尚值得商榷），当然更不存在曲折水波状。《文化中秋》一文的附图显然是将莒县陵阳河出土的一例大口尊刻符与诸城前寨这例大口尊刻符（王大有著《上古中华文明》83页，图16：1、3，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各取所需地捏合在一起，而且改变了“五峰山”形状，又增加了曲折水波纹。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玉人上举胸前的双小臂上各刻了八道短横线纹（杨泓《含山玉器留下许多待解之谜》彩图，《中国文物报・月末鉴赏》1999年1月31日第1版）。郑婕《古人肢体上的装饰物》所绘同一玉人线图双小臂上的短线纹与原件有两处不同：一是双臂上的八条短横线改成了六条，二是原器双臂上的短横线在手臂两侧不到边，即看起来短线纹并不环绕手臂，而郑婕文中的线图将短线纹连通手臂的两侧，看起来是环绕手臂的样子（图七）。由于双臂上的线纹作了改动，有违原器本意，所以认为该玉人双臂上戴着相同的镯（郑婕《古人肢体上的装饰物》，《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21日第5版）是不可靠的。按笔者的理解，玉人刻意作斗形方脸，应是先民们心目中北斗大神的形象（东方的大汶口文化流行斗形图像，良诸文化玉器神徽上的神人面也作斗形方脸，也当为北斗大神。崇拜北斗是东方的传统），双臂上各刻八条短线纹寓意阴阳八卦，含山玉人的形象和姿势（神情静穆、庄严，意象坚定，两眼平视远方，双臂上举胸前）表明他是掌控阴阳八卦、沟通天地消息的一位大神。出土玉人的凌家滩4号墓同时出土有玉龟甲及玉版，前文已言及玉版刻纹内涵表达为八卦洛书、天文历法，此亦为佐证。玉人为先民们心目中的北斗大神、北斗星君，陆思贤、李迪先生著《天文考古通论》亦作如是观（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透雕象牙梳用15个三画线纹组成一个“8”形，其中有11个又构成S形，两者有明显的区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版14页右上图），但是研究者将15个三画线纹构成的“8”形视作S形进行研究，这是有违原器物纹饰结构和意思表达的（逄振镐《论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朱渊清著《周易探秘》41―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元君庙遗址出土半坡类型红陶钵M413：5现存十个正三角形锥刺纹，其中有九个为55数锥刺纹，自下而上从十个至一个垒叠锥刺点，计10层，有一个为45数锥刺纹，自下而上从九个至一个垒叠锥刺点计9层（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33―34页；图版一六，6。文物出版社1983年4月版）。元君庙红陶钵刻意锥刺55数、45数正三角形数图，按笔者理解，它也是先民们表达河图、洛书内涵的另外一种样式（清代李光地《周易折中》河洛未分未变三角图与此类同，二者至少思维和表达方式是一致的）。但是在笔者所见相关研究材料及转述中，均没有严格遵循原器物纹饰进行：瓯燕等人的文章说元君庙M413：5红陶钵上腹部锥刺20个正三角形，与原器物及发掘报告不合（瓯燕、文本亨、杨耀林《从深圳出土乘法口诀论我国古代“九九之术”》，《文物》1991年第9期）；谢端琚、叶万松《简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彩陶》说元君庙M413：5红陶钵锥刺三角纹的构成方式与北首岭77M15：（7）彩陶壶“松塔”状黑彩图案一样也是不当的（《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67页），因为它们有一致的地方，更有不一样的地方。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认为M413：5锥刺纹是模仿编织物纹样而产生，并排出由M413：5锥刺纹到半坡类型正倒三角纹与折线纹或成组斜线纹相间彩陶图案的演化图（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08―109页）。这种认识显然是没有认真、严格地分辨M413：5红陶钵锥刺纹结构及其间的数量关系所致，当然它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任何编织物都不可能天然生成55数、45数正三角形数图。如果存在这种编织物图案，则55数、45数正三角形数图必然先于编织物而存在；当然半坡类型居民的生活也不可能精细到在编织物上编织55数、45数正三角形数图（今人要做这种事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郭廉夫等主编《中国纹样辞典》大致沿袭了同样的错误认识和观点（郭廉夫、丁涛、诸葛铠主编《中国纹样辞典》63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北首岭遗址出土半坡类型Ⅰ式尖底器77Μ17：（1）颈部有四道弦纹，肩部“紧接着又有一圈鹰嘴状附加堆饰”，据发掘简报图片其半面堆饰有12个，如无误尖底器一周当为24个堆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100页；图八二：1；图版四五：1。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按笔者思路和理解，北首岭尖底器这24个堆饰应该或可能表示一年二十四节气，但是有些相关图片和著述也以写意方式绘画，如王大有著《上古中华文明》可见的半面画为14个堆饰（该书73页图1，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可见的半面画为11个堆饰（该书上册161页图5，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口沿作十八角形的陶釜，上面刻划了三十六个“树叶纹”：每个角与内壁之间垂直刻划一个，每两个垂直“树叶纹”之间又斜刻一个；同址同层出土六角形陶盘口沿上也刻划了三十六个“树叶纹”：每个角与内壁之间垂直刻划一个，每两个角之间从外缘到内壁等距离垂直刻划两个，每两个垂直“树叶纹”之间又斜刻一个（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文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4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按笔者理解，这种刻意制作三十六个“树叶纹”的纹饰，表现的也是十月太阳历的历数即一个月三十六天。据笔者所见，十八角沿陶釜及上面的“树叶纹”尚没有发现有错误的线图，但六角形陶盘上的“树叶纹”有误画的：梁大成《河姆渡遗址几何图形试析》六角形陶盘线图有一边少画了两个“树叶纹”（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辑刊，1990―1991年，111页图一：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海石湾下海石半山、马厂类型遗址调查简报》报道的双耳彩陶罐M1：7颈部饰三道间断平行条纹，肩部施一周宽带纹，下为双线倒顺三角纹。文字描述与彩图吻合，但线图在颈部多画了一道间断平行条纹（《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4―5页；图三，8；封三，3）。按笔者理解，所谓“三道间断平行条纹”实即坤卦符号，相对称的另外半面也当如此，颈部总计12条线段合一年十二个月（该报道中M1：8、M1：12两件彩陶罐上的“间断平行条纹”也当为八卦符号，一为坤卦，一为复卦）。但如果多一道平行条纹，则不是标准的八卦符号，只能视为习惯之作（如没有他证，则不能认为与八卦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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