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凰網歷史 四、關於大河村彩陶紋飾
鄭州大河村遺址出土仰韶文化第三期白衣（或紅衣）彩陶缽，造型優雅，紋飾精美。據【鄭州大河村】考古報告，30件標本中AⅠ式有14件，其中有4件可復原。這四件標本爲，F1：26、F19：1、F20：38、F1：28。由於F1：28爲素面，所以AⅠ式彩陶缽可復原的僅三件。根據【鄭州大河村】報告所附AⅠ式F1：26、F19：1、F20：38三件彩陶缽的圖版、彩版可判斷，【鄭州大河村】報告所附所有彩陶缽線圖的紋飾都畫得很隨意、潦草，與原件不合或者不可靠。
AⅠ式F1：26彩陶缽（彩版一三，2；圖版四0，1）應即【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彩版11頁上圖所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這個缽的彩照圖又見於孫英民、李友謀主編【中國考古學通論】彩版第1頁上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這件白衣彩陶缽肩、腹部繪畫兩周白彩紅地紋飾：上周用紅褐色繪出三個梳形紋三等分圓周布設，每個梳形紋均24齒，其地紋爲大片白色弓形塊面，梳形紋背上中央塗一個紅色圓點；三個梳形紋之間是三組六個（每兩個一組）六爻坤卦符號，均用紅褐色地紋襯出六爻十二個白色小方塊，每組六爻坤卦符號之間又夾一個左右尖角相對的陰陽交午圖形『 』 、兩個上下尖角相對的陰陽交午圖形『 』，其中間是一個紅褐色菱形塊面。下周用白彩繪出六組豎線紋六等分圓周布設，每組五條豎線，其地紋爲紅褐彩；六組豎線紋之間是六個左右尖角頂對的陰陽交午圖形『 』，其地紋爲兩個相背的弓形塊面，中間塗一個紅色圓點。按筆者理解，這件彩陶缽至少設計了兩種曆法的歷數，而且均可作曆書使用：其一，十月太陽曆。上周六個六爻坤卦符號計36爻72個白色小方塊可紀十月曆一季兩月七十二天（陰陽交午圖形中間夾正菱形其含義類同於半坡彩陶盆100格網紋），下周六組豎線紋每組五條可紀十月曆一年五季（五時），可連續紀曆六年。其二，十二月曆。下周六組豎線紋每組五條計30條可紀一月三十天，上周每個六爻坤卦符號計12個白色小方塊可紀一年十二月（也可用其他紋飾紀月，如上周的12個白色三角形，下周的12個白彩弓形塊面等）。此外，這件彩陶缽上周的三個梳形紋每個24齒正與二十四節氣合，計72齒合一年七十二候（古人以五日爲一候），再加六個六爻坤卦符號72個白色小方塊，計144數合『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周易・繫辭】），而上周梳形紋背上的紅色圓點以及下周陰陽交午圖形中間的紅色圓點，應象徵或表示大火心宿二或太陽。這件彩陶缽紋飾之精美、內涵之豐富、構圖之嚴密都堪稱史前人類傑作，但是【大河村報告】的線圖對其紋飾作了寫意性的繪畫：下周的六組豎線紋僅畫出三組，而且有兩組還畫成了四條短線（俯視圖）；上周的梳形紋一個畫成22齒、兩個畫成23齒，梳背上還省略了實心圓點，六爻坤卦符號有一個畫成五爻（俯視圖），側視圖中的梳形紋未畫實心圓點，僅有的一個坤卦符號畫成了五爻（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大河村】205頁圖一一四：1，科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AⅠ式F19：1彩陶缽（彩版一二，1；圖版三九，5）紋飾的基本格局和構形同於AⅠ式F1：26，但也有區別：據彩圖可以看出，上周的梳形紋爲29齒且梳紋背上沒有塗實的紅色圓點，背線僅構成一個鈍角；上周坤卦符號爲七爻，上、下周紋飾之間還有幾組方格紋。AⅠ式F20：38彩陶缽（圖版四O，3）紋飾也基本同於F1：26和F19：1，但也有區別，其上部梳形紋爲30齒，梳紋背後中央有紅彩圓點，上周坤卦符號也有七爻。由於圖示的局限（也沒有另外可供對比的彩圖），無法完整地了解和判斷這兩件彩陶缽紋飾的整體狀況，比如F19：1的梳紋是否都是29齒、F20：38的梳紋是否都是30齒、兩件彩陶缽上的坤卦符號是否都是七爻等。【鄭州大河村】發掘報告對這兩件彩陶缽及其他彩陶缽的文字說明也沒有介紹紋飾的結構、布局、形態及數量關係等（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大河村】204頁），所以我們無法詳盡地知曉這兩件彩陶缽紋飾的具體情況。但是將已知的AⅠ式F1：26、F19：1、F20：38三件彩陶缽紋飾的情況結合起來看，筆者認爲F19：1、F20：38上周梳形紋的29齒、30齒可能與表示十二月曆法一個月的天數有關，作爲表示太陽或心宿二的紅色圓點則可以省略，而每組兩個七爻坤卦符號計有28個白色小方塊，與二十八宿之數吻合。據碳14測定，F1―F4距今年代爲5040±100年，F19、F20距今4500±140年，F19、F20年代晚於F1幾百年（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大河村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第3期，324頁），所以F19：1、F20：38彩陶缽紋飾即使並不存在嚴密的歷數設計，也是正常的 ，而且並不影響F1：26彩陶缽紋飾內涵表達的成立（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同一考古學文化中年代早的器物紋飾設計和刻畫嚴謹、認真、精緻，而後逐漸簡省、潦草、寫意化是一常見現象）。與F1：26一樣，【鄭州大河村】報告所畫F19：1彩陶缽線圖紋飾也很隨意，與圖版所示不合：它的三組六個坤卦符號都畫成六爻，而三個梳形紋一個畫22齒、兩個畫25齒（側視圖上的梳形紋則僅畫出17齒），上、下周紋飾之間應有六組方格紋，也只畫了五組，而且整個圖都不清晰（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大河村】205頁，圖一一四：2）。【鄭州大河村遺址發掘報告】認爲F19、F20『出土遺物中的鼎、缽、罐、器蓋和紋飾、白衣彩陶圖案等，與F1―4所出完全相同』（【考古學報】1979年第3期，324頁）是不符合實際的，如F19：1、F20：38、F1：26彩陶缽紋飾互有區別。該文所畫F19：1彩陶缽線圖紋飾與原件也不相合：它的三個梳形紋分別畫爲23齒、26齒、27齒（側視圖上的一個梳形紋則畫爲22齒），彩版上所示的29齒則不見蹤影；它上周的三組六個坤卦符號都畫成七爻（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大河村遺址發掘報告】圖二O：25，【考古學報】1979年第3期），與彩版所示吻合，但因彩圖所示有限、線圖繪畫有寫意作風又無明確的文字說明，這種吻合反而又讓人不敢相信了。【鄭州大河村】似乎沒有畫出F20：38彩陶缽的線圖，但可以判斷，【鄭州大河村】、【鄭州大河村遺址發掘報告】關於彩陶缽的線圖都是難以讓人相信的。
吳汝祚【略論長江、黃河兩流域史前時期的太陽神崇拜】所附大河村F19：1彩陶缽線圖的錯誤與【鄭州大河村遺址發掘報告】文中F19：1的線圖大體一致，前者很可能源於後者，但前者還有一點小的不同，其俯視圖上周三組六個坤卦符號中除五個爲七爻外，還有一個爲六爻且畫得很不工整（【華夏考古】1996年第2期，79頁圖五：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所附大河村彩陶缽線圖的錯誤可能與吳汝祚先生文及【鄭州大河村遺址發掘報告】的錯誤一致（因未複製該圖，故不能說得很具體。參見【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50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王大有著【三皇五帝】（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附有三幅大河村彩陶缽線圖：第一幅上周的坤卦符號均爲六爻且梳形紋背上中央有一個實心圓點，據此推斷它當爲F1：26彩陶缽，但梳形紋爲29齒且彩陶缽上面單獨畫出的一個梳形紋又爲24齒，所以不知線圖畫的是F1：26還是F19：1，實際好象綜合了二者但又二者都不是（【三皇五帝時代】455頁圖201）；第二幅爲俯視圖，上周坤卦符號及下周紋飾都與F1：26相合，梳形紋背上也都有一個實心圓點，但三個梳形紋分別爲25齒、26齒、27齒，與原件不合（【三皇五帝時代】457頁圖204）；第三幅特別潦草，從上、下周紋飾之間有示意性的方格紋看，它可能表現的是F19：1，但上周梳形紋一個作23齒、一個作24齒、一個僅能數出20齒中間有空白，坤卦符號有一個看得出來是七爻，其餘則混亂、模糊不堪，無論與哪個彩陶缽紋飾對照，都顯得過於潦草（【三皇五帝時代】446頁圖197：1）。王魯昌【論鄭州大河村彩陶的生殖崇拜圖紋】所附大河村彩陶缽線圖因太小很不清晰，根據該圖上、下周紋飾以及梳紋背上有實心圓點可判斷該圖繪畫的是F1：26，但它的梳形紋齒數與坤卦符號都很難辨析，有兩個梳形紋梳齒部分中間近乎斷缺，有一個梳形紋畫的29齒，也與原件不合（【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45頁圖一）。關於大河村白衣彩陶缽紋飾的含義，吳汝祚先生認爲F19：1的上部先施白衣，再用紅彩繪弓形紋飾，在其下有短斜直線。這樣的紋飾，與反山M12：98『琮王』上的神像形紋頭部戴的冠的形態相似，也應是太陽的象徵（吳汝祚【略論長江、黃河兩流域史前時期的太陽神崇拜】）。王大有先生認爲是『顴兜祝融部落聯盟圖騰徽銘及其演變略圖』、『后土裔子噎鳴主日月行星行次圖』、『噎鳴值月彩陶』等（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時代】446頁、455頁、457頁）。王魯昌先生認爲彩陶缽上的三角形、菱形都是魚紋，他認坤卦符號的地紋『 』爲魚骨紋，梳形紋爲蓮蓬是魚類所生活的空間，魚和蓮蓬都是生殖崇拜的象徵（王魯昌【論鄭州大河村彩陶的生殖崇拜圖紋】。陸思賢先生認爲彩陶缽上的梳形紋是大風圖，梳形紋背上的圓點紋表示鳥頭，其作鯤鵬展翅之鳥形，說明鯤鵬寓言不是子虛烏有，其中也寓意夏至節令（陸思賢著【神話傳說】70頁，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這些觀點差異之大，顯然也是與彩陶缽紋飾沒有從整體上得到認識和理解有關的。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王大有著【上古中華文明】（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正文前所附插頁彩圖第4頁第25圖爲大河村白衣彩陶缽。據其紋飾結構、布局判斷，該彩陶缽當爲F1：26，但是它上周的梳紋爲25齒，下周的短線紋有一組爲四條短線，與【鄭州大河村】彩版及【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所附彩圖有區別，即與本文所理解的F1：26紋飾有區別。這個梳形紋多出的一齒、短線紋少了一條是修復時所致或原本如此，尚不能得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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