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春秋 明代的皇位繼承遵循嚴格的嫡長繼承制，表現出強烈的傳嫡傳長色彩。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保有某些特別的做法來推動嫡長繼承制的順利實施。這些做法包括：廢除宰相制；母后不垂簾；外戚不掌政；不預養宗室；元子不封王；太子監國。這些做法都與明代君主專制制度的高度發展相輔相成，與以往各代大為不同，充分表現了明代皇位傳承的獨特性。[1]其中，尤以監國制度最為典型。明代監國是一種怎樣的制度，對明代政治有何影響？監國有多大的權力？監國與居守、留守又有何區別？明代監國的變遷與皇位繼承有什麼樣的關係？這些都是明代政治史中值得探究的問題。[2]本文擬從明朝監國制度的變遷來觀察明朝皇位傳承制度，以期推動有關問題的深入研究。
一、洪武時期的監國
在討論明朝監國之前，有必要簡要回顧明代以前有關監國的史實和觀念。
監國制度的淵源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周武王伐商之後，以其三個弟弟鎮守東方，監視紂王子武庚和殷遺民，史稱『三監』。[3]但那時是王室派遣親信到諸侯國監視，與後來出現的太子監國還不太一樣。後世的監國多指君王出行、太子留守都城這種做法。如果太子從君王出行，則叫撫軍，也是一種做法。顯然，太子監國充當的是一種暫時性的代理角色。從歷史上的監國或類似監國的種種史實來看，監國多是一種權宜之計，非太平之世所應為。這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下的那些士人而言，尤其是如此。兩宋曾各有一次太子監國，均遭到一些士大夫的竭力反對。如王十朋就認為：『大抵太子之職在於問安視膳而已。至於撫軍監國，皆非得已事也。』[4]楊萬里更是鮮明提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惟其無二王，故合萬姓百官而宗一人。今聖主在上，而復有監國，無乃近於二王乎？於此使萬姓百官宗一人乎，宗二人乎？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心宗父子二人而不危者。』[5]可見，太子監國實際上是對君主權力的部分分割，哪怕這只是臨時性的，在維護君主專制權力的人看來也是非正常的，帶有危險性的。
然而，在明朝創立者朱元璋的眼中，監國撫軍恰恰是太子的本職所在。他立世子朱標為皇太子時，就宣稱：
爾生王宮，為首嗣，天意所屬，茲正位東宮。其敬天惟謹，且撫軍監國，爾之職也。六師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懷服其心，用永固於邦家。[6]
其時，文臣獻上的賀表中多有『撫軍監國』的字眼，這與宋代人的觀念大不相同。[7]在這裡，『撫軍監國』帶有軍政和行政的雙重意義，說明了皇太子作為皇位繼承人在軍政和行政上的法定權力。這是一種定製，皇太子參與政事成為對皇帝所掌握的皇權的正式分割，而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8]
在元代，太子可以充當中書令。明太祖廢止了這一做法。這似乎影響到人們對明初太子地位的看法。而且，由于靖難之變，有關懿文皇太子朱標一系的史料湮沒無聞。人們遂不明明初太子監國之本始，而【明史紀事本末】所列『太子監國』則以明仁宗為紀。茲檢索史料，獲得一二史實以證洪武年間太子朱標預政之事實。一般認為，朱標得以預政遲至洪武十年，[9]而【明太祖實錄】所記在洪武五年，其間又小有變更，如十年十二月李善長等大臣得以更為參決可否，更使人對太子預政之充分與否產生懷疑。其實，太子預政誠如朱元璋在【立世子標為皇太子冊文】中所言，它是一種法定職權，故在得立之初太子就已進入權力中心了。【廬江郡何氏家記】記何真降使通明云：
（洪武元年）聖駕幸陳州，東宮監國。進貢物於文華殿，進秦鷯於千座前。秦呼：皇帝萬歲，皇后齊年，太子千秋。東宮喜嘆。左丞相李善長贊曰：可見何真誠心，貢來鳥亦祝聖壽。東宮慰致。次日，宴中書堂，丞相善長主焉。隨後官三百餘員宴於左右司，郎中胡惟庸主焉。聖駕回，方朝於大殿。[10]
這是洪武元年的情況。一般史料僅言劉基和李善長居守，[11]而此書明言『東宮監國』。此書作者何崇祖為何真之子，故本書可信度較高。朱元璋在洪武元年選任東宮府僚時就曾說過：『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12]可作此書記載的一個註解。可以看出，皇太子朱標是從洪武元年開始監國的。
又寥道南【魏觀傳】：
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觀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觀有詩記之。詩曰：翠葆威蕤九鳳旗，東華遙望立多時。都堂啟事貂禪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繞珠簾升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上玉墀。二年十月甲戌，天降膏露於乾清宮禁林。[13]
據文意，詩作於二年十月之前。其中『都堂啟事』一聯表明了東宮問政時的情況。聯繫到上引元年監國之事，可以肯定，朱標問政當始自元年。並不是遲至五年或十年。這是因為『撫軍監國』本是太子的職分所在。還可以找到一條記載證明這個推斷不誤，即：
聶鉉，字器之，江西清江人。洪武庚戌舉於鄉，辛亥二月壬申會試，中式。是時車駕將幸臨濠。癸酉即親策於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鉉在三甲，即日謝恩，趨東宮聽注。寫職名為九耦，進而分拈之，鉉得廣宗縣縣丞。[14]
據談遷【國榷】，辛亥是洪武四年，這年二月壬申會試，甲戌太祖如中都，壬午還宮。則甲戌臚傳這天太祖出巡，因此聶鉉往東宮聽注。依照太祖慣例，太子此次亦當監國。這也可證明東宮問政之事當早於洪武五年或十年。
關於東宮啟事的一般情形見於劉崧所記：
洪武六年秋，予承乏副北平憲。迨九年閏九月，幸及一考，以十一月赴覲。明年正月至京，則朝廷更制，內外官率九年為任。……是月十有一日，予齎所書事跡，赴考功監投進。監在奉天門之西南上，其導之進者，則殿廷儀禮司正也。越三日，吏部尚書王敏，於大本堂啟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以考滿至京，未經注代，俾往復任。今宣諭在邇，宜令聽候者。』東宮可之。[15]
吏部尚書王敏考察官吏需於大本堂啟東宮，與魏觀所詠『都堂啟事』同，則大本堂不僅是太子諸王讀書之地，而且是太子理政之地。此次啟事在十年正月，比一般所記十年六月也要早些。檢【明太祖實錄】，十三年前太子預政之令諭有以下幾道：
（洪武五年十二月辛巳）命省府台臣，今後百司所奏之事，皆啟皇太子知之。
（六年九月）乙卯，命諸司今後常事啟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十年六月）丙寅，命群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啟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十年十二月）丙午，上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曰：……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啟事，欲其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諸司政事啟於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為參決可否，然後奏聞。[16]
從上面所引史料來看，太子朱標對常事有處分權，問政早於五年十月。而太祖仍接二連三令諭啟事東宮，並不表明其間政令的曲折，比如收回太子的啟事權等，而是表現了太祖推行東宮啟事的決心與急迫。有烏斯道【清節先生傳】記桂彥良與太子定議疑獄事云：
復召先生（桂彥良）諭曰：『曩在文華堂教有成效，今省府台有疑獄，累歲不決。汝讀書明理，可與東宮定議，仍命諸生各斷以己意，參酌之。』於是悉皆判決，奏上。越數月，有旨：事皆決於東宮。……八年，先生與秦府紀善林溫見上，問汝居何官，對曰：『太子正字。』上曰：『非也，帝者師也。』又謂溫曰：『汝王者師也。二人不可不自重。』[17]
據文意，此在洪武八年之前。『事皆決於東宮』之旨，指疑獄耶？抑或指常事耶？然先已令桂氏與東宮定議疑獄事，則不當重複言，似此者亦同於【實錄】中所記各諭，為授政太子之意。『事皆決於東宮』，表明太子問政即使不是掌握着最高政治權力，也與此相差不遠。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太子朱標巡撫陝西，太祖『擇文武諸臣扈太子行』。[18]其聲勢可由洪武二十六年鶴慶侯張翼的供詞裡略見一斑：
至九月初九日，各處公侯都到陝西朝東宮殿下，方得與涼國公相見，又不曾得說話。涼國公當使寧夏衛徐指揮到翼下處，趕開家人伴當，密說：『藍大人上覆老官人，前日着姐夫來說的話，如今殿下領着京城軍馬並各處公侯盡數在這裡，且不敢商量，着老大人是必不要走了消息。如今他要請旨調軍，到崑崙山那裡才有商量的話。』不期有旨取回，不曾得去。[19]
一般認為，太子撫陝的任務是勘察關中形勢以備定都之用。但他居然『領着京城軍馬並各處公侯盡數在這裡』，可見並不是一般性的勘察之行，恐怕別有一種深意。這種情形大概是太子撫軍的一種實踐，也是太祖鍛煉繼承人的措施之一。
洪武二十五年，朱標病逝。太祖在【諡皇太子標冊文》裡寫道：
爾皇太子標居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賜爾諡曰『懿文』。[20]
而方孝儒【懿文皇太子輓詩十章】亦有句云：
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其三）[21]
在這些詩文里，朱標的地位是突出的，他『分理庶政』，亦即『監國』，其時間跨度包括了他居儲位的整個時間，並不是若斷若續的幾個間隔時間。這種情況正好說明了太祖設計的『監國』制度實已成為一種定製。作為一種定製，得以為成祖承襲下來，命仁宗監國。但是，由于靖難之變對皇權正統體系的改變，懿文監國的事跡不太顯露，而有明一代監國者，遂以仁宗為有名。
懿文而後，又有建文帝朱允傘＝ㄎ奈皇太孫時，其事亦當同於乃父，有權『分理庶政』。他曾經參決刑獄和改定【大明律】。[22]下面一件事也足以說明皇太孫的影響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涼國公藍玉勾結景川侯曹震謀反。曹的母親勸他不要參加，如果不允，她就到皇太孫那裡說去，揭發這起陰謀。[23]值得注意的是，皇太孫此前曾經出過京城，似乎也同於當年朱標撫軍。據記載，洪武二十六年正月，藍玉從四川回京，經過武昌，曾朝見皇孫殿下。[24]藍玉先期回京，皇太孫於二月初七到京。當日，藍玉次男藍太平和同千戶張忠出金川門迎接皇太孫。[25]皇太孫在外期間，曾派周南奏缺官頭目，張m問候皇帝安否，[26]艾春催取鑾駕，[27]這些都表明了皇太孫處分政事的常規性及其與皇帝的緊密聯繫。有意思的是，代府百戶王恆跟隨皇太孫出去辦差，因『十分生受』而央求陶指揮有好差使給他，以便撈點油水。[28]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皇太孫公心問事、嚴於御下的理政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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