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析汉晋时期皇帝宗庙四时祭、E祭问题(2)

  : 贵阳文史

二

　　宗庙E、祭礼是中国经学史上争讼纷纭而迄无定论的一个疑难问题。根据孙希旦之说，以往在E、祭问题上主要存在如下争议：“一曰二祭之大小，二曰所祭之多寡，三曰祭之年，四曰祭之月。”[19] 从文献有关记载来看，汉晋时期在皇帝宗庙E、祭问题上存在的争议主要涉及E、二祭名实是否相同，E、祭举行时月是否因受三年丧礼等因素影响而有所变更两个问题。本文即拟以此为切入点，对汉晋时期皇帝宗庙E、祭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形态以及演变的动态轨迹作一粗略的考察。
　　商周时期已经出现祭祖先的宗庙E祭礼。董莲池先生以为，E祭是殷王一年中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举行的一种祭典，用以祭祀先公、先王、先臣以及除上天之外的其它诸神o。西周E祭则是在夏、秋两季于宗庙内专以祖考为对象的一种祭典，以专祭为主。[20] 春秋、战国时期天子、诸侯宗庙有E祭礼的实行，却并未记载实行祭礼。因此，西汉时刘歆、东汉时贾逵就认为E、祭是“一祭二名，礼无差降。”[21] 唐代孔颖达承绪此说，进一步论证曰：“传无文，然则即E也。取其序昭穆谓之E，取其合集群祖谓之。”[22] 这种视E、祭为名虽异而实相同祭祀在西汉时期还有所反映。
　　虽然西汉元帝在位期间议宗庙礼制时，韦玄成曾奏言曰：“毁庙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E壹也。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23] 其说盖本于《春秋公羊传》“大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大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的记载。[24] 但史书关于西汉皇室祭祖仅记载有“日祭”、“月祭”、“时祭”三种主要礼仪，并未言及韦玄成所说的E、祭礼。《汉书》记载祭只有西汉平帝元始五年（5）春正月“祭明堂”[25] 一例。东汉初，张纯曾曰：“汉旧制三年一，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26]由于张纯“在朝历世，明习故事。”[27] 娴习西汉有关礼制，故其所言应有所本，因此，西汉时期皇帝宗庙可能实行祭礼。由于西汉在元帝定宗庙礼制前并无毁庙之制，在此之前尚不存在韦玄成、张纯等人所说的“毁庙主”、“存庙主”问题。由此可以判断，西汉皇帝宗庙祭礼制度的确立当不早于元帝永光、建昭年间（前39―前38）。据后世史书记载，平帝元始五年还实行过E祭礼，张纯曾曰：“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E祭。”[28] 西晋司马彪也记载曰：“元始五年，始行E礼。”[29] 问题在于，这次实行的E祭与《汉书》记载的上述春正月在明堂举行的祭是否是指同一次祭祀？唐代李贤认为是指同一次祭祀，因此折中史书记载异说曰：“盖E、俱是大祭，名可通也。”[30] 即便如此，此次实行的E祭也可能对以往宗庙祭礼制有所变革。据张纯所言，西汉皇帝宗庙实行的祭时，在高庙合祭毁庙主，而存庙主不与祭，而元始五年实行的宗庙E祭礼就有可能采取毁庙与未毁庙帝主皆合祭于高庙的形式，否则，张纯就没有必要将此次E祭与其所说的西汉祭旧制相提并论了。
　　综合上述，西汉时皇帝宗庙除实行日祭、月祭、时祭礼外，至元帝以后可能曾实行过毁庙帝合祭于高庙而未毁庙帝不与祭的祭礼，至平帝时可能曾对这种祭礼加以变革，实行毁庙帝与未毁庙帝皆合祭于高庙祭祀制度。
　　司马彪、范晔对东汉时期实行皇帝宗庙E、祭礼事俱有详细记载。司马彪记载曰：“有诏问张纯，E之礼不施行几年。纯奏：‘礼，三年一，五年一E。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旧制，三年一，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元始五年，始行E礼。……E……以夏四月……。以冬十月，……祖宗庙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时定。’……上难复立庙，遂以合祭高庙为常。后以三年冬五年夏E之时，但就陈祭毁庙主而已，谓之殷。”[31] 范晔记载曰：“（建武）二十六年，诏纯曰：‘E、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据经典，详为其制。’纯奏曰：‘《礼》，三年一，五年一E。……毁庙及未毁庙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汉旧制三年一，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E祭。……E祭以夏四月，……祭以冬十月，……’帝从之，自是E、遂定。”[32]日本学者金子修一或许基于此两则史料，提出东汉初期已经确定了三年一度于十月举行的祭和五年一度于四月举行的E祭。[33] 根据对文献记载的分析，不难看出，东汉时宗庙E、祭举行的时月虽不同，但其祭祀方式，即毁庙主与未毁庙帝主皆合祭于高庙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为避免后世可能因E、二祭名称的不同而有所疑惑，还进一步统称二祭名为“殷”祭。这表明，就祭祀举行方式而言，东汉时皇帝宗庙E、祭（或称殷祭）与后来郑玄释“”祭为毁庙主及未毁庙主皆在始祖庙中享受祭祀，释“E”祭为太王、王季以上的毁庙主在后稷庙中享受祭祀，文、武以下迁主，列于穆位的毁庙主祭于文王庙；列于昭位的毁庙主祭于武王庙[34]的祭祀方式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