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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荀子》联想到的中国式人治
荀子是春秋战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子思想基本上符合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对《荀子》一书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式人治辨析如下。
什么是中国式人治
人治和法治的根本区别：治理社会实践的最终衡量标准是以执政者的个人意志为准绳，还是以脱离执政者的个人意志之外的全社会共同约定为准绳。无论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对于如何治理社会都是有一个全社会的共同认识，此认识是依附于执政者的个人意志而发挥作用，还是此认识制约执政者的治理社会行为，是我们判断人治与法治的分水岭。在人治前加一个定语：中国式人治，是为了突出人治的中国特色。
礼，是《荀子》一书治理国家的最核心内容。“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礼，是用于节制人们欲望的一整套理论，如何将礼运用到治国实践之中，依靠的却是执政者的个人道德修养，只有执政者的个人道德修养水平提高了，礼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强国》”
荀子将治国的君主分成王者、霸者和亡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王霸》”《荀子》一书用了较多篇幅从不同层面论述礼在治国中的重要性以及不循礼治国的危害性。虽然违背礼治的后果很严重，但是，人们却不能依据礼的制约来和平的更换不进行礼治的君主，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是通过血腥的战争来达到目的的。同一个朝代的皇位更迭，虽然有一整套制度，在这个政治活动中是没有人民什么事的，人民的意见以及人民的赞同与否是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的。皇位更迭是以老皇帝的个人意志为终极意见的，即使大臣的意见也只是仅供参考。
中国式人治理论是非常丰富的，通过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以达到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应当是中国式人治津津乐道的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论》”执政者的个人道德修养符合道则国家强盛，反之则衰败。这种思想也就必然导致人民在治理社会的实践中丧失了主人翁的作用，是道决定了执政者的更迭而不是人民的意志决定执政者的更迭。
中国式人治的特点
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都是中国式人治的辉煌成就。中国式人治的特点如下：
一、人民与执政者的关系。
“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富国》”没有君主制约臣子，没有上级制约下民，天下的百姓就会损害本性，放纵欲望。人民应当感谢有德君主的统治，是有德君主的统治才有了人民的活路。“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王制》”君主在治理体制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从属于君主，君主决定人民而不是人民决定君主。
“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致士》”君主治理国家好，人民蜂拥而至，君主治理不好，人民离开君主另辟活路。人民必须依附于君主才能有幸福生活。
“礼者，众人法而不知，圣人法而知之。《法行》”人民必须接受圣人的教化才能成为君子，人民归附于圣人是儒家思想对执政者的最高奖赏。虽然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子道》”的思想，但在社会上的具体表现就是一种逸民与隐土，士大夫以死进谏更是对君主执政不满的极端表现。
《荀子》一书对于臣子有四个标准：态臣、篡臣、功臣、圣臣。君主治理国家不好，就是受到态臣、篡臣的干扰，君主是没有责任的。英明的君主是受到了奸臣的蒙蔽。故而，人民祈祷有一个圣人来治理社会的思想也就成为了中国式人治的必然。青天大老爷思想、执政者是人民父母思想，便是这种思想的世俗表现，“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正论》”为尊者讳更是中国式人治理论的亮点。
二、以礼义为绝对标准。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不苟》”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全社会价值观必须绝对的统一，符合礼义的事物就绝对正确，不符合礼义的事物就绝对不正确。只有礼义才是普天下唯一绝对的利益。更为极端的表现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阶级斗争与礼义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经济建设中的拆迁问题，在过去我们总是强调拆迁是一切为了国家的利益，但是，拆迁户的利益是不是人民的利益？重视并承认社会某一利益共同体的合理存在，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步步建立起来的。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只有一种利益追求，存在多样性的利益追求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提出“解放全人类”的口号，但各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不同，对于什么是解放和被解放的理解是不同的，尤如我们今天提出“你幸福吗”一样，幸福的答案是多样化的。
三、礼义大于法律。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君道》”法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而君主就是推行这个根本的根本，法制只是君主治国的手段，一个国家能否繁荣的关键在于君主。
“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王制》”治理具体社会事务以法律为准绳，实施礼义是君主成为圣人的至高无上准则，必须坚持礼义的绝对领导，法律只能在礼义领导之下进行。
四、取利舍义。
“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荣辱》”这是荀子对于人的荣辱观的表述。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的身躯，对内忘记了自己的父母，对上忘记了自己的君主，那么这个人就连猪狗不如了。在此，荀子提出了自己的人性恶观点，认为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都有人作为动物生存于社会的本能欲望，“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性恶》”但是，人类作为结成社会而群居的动物，又与在自然界生存的动物有一种社会性的本质差异，那就是礼义。在义与利之间，荀子将义摆在了首要地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盗亦有道的俗语便是这个思想的浅显表述。
五、强调思想管理。
少正卯相传为春秋战国时鲁国人，与孔子同在鲁国讲学，两人学术思想针锋相对，致使孔子门下三盈三虚，“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宥坐篇》”孔子所言的五恶都是从思想层面上论述的。
“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闻之，不说，曰：是老也欺予，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孔子认为刑罚不是教育人民的终极方法，教育人民的关键在于对人的思想的教育，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第一位的，而刑罚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手段。
六、战争不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的。
对于战争的结局，荀子在《议兵》篇中认为，“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由此想到了二个事例。
其一：共产党与国民党对峙时期，共产党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共产党军队遭到极大困难时也不做损害老百姓的事情，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救人民出水火，用自己的德击碎了国民党的统治。其二：上世纪七十年代拍了一部《高山下的花环》电影，电影讲述对越自卫反击战中靳开来为了保证生源，保存战斗力，到越南老百姓的田里去偷甘蔗，被地雷炸死。部队回国后，靳开来的妻子带着孩子来到部队，但她却没有领到靳开来的军功章。原因是靳开来爱发牢骚，又违反纪律去偷老乡的甘蔗。这就是要用中国所谓的德去感化越南所谓的老百姓。
中国式人治遐想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对国家本质认识的深入，什么样的执政理论和国家体制，并不是一个国家优越与否的标志。能够给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科技领先，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样的执政理论和国家体制才是优越的。中国式人治与西方式法治是建立在两种截然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执政理论和国家体制，任何一种执政理论和国家体制都不可能比另一个执政理论和国家体制绝对的先进和科学。西方式法治，人民运用手中的选票表达出自己的意志；中国式人治则是以执政者个人的高度自律和高超智慧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符合人民的要求。循礼而动，以品德贤良为任人标准，历经千年考验，是中国式人治的精华。礼与法，都是对人的约束，只不过礼是对个人道德的约束，法是对个人社会活动的外部约束，就约束的内容而言，是没有什么本质差别的。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曾经实行过短暂的西方式法治，袁世凯、黎元洪、孙中山，最后演变成了蒋介石的党国专政。蒋介石退居台湾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蒋经国开放党禁，台湾经济在九十年代跃居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中国经济总量于去年跃居世界第二，这难道不是对人治或法治的最好注释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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