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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所长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做关于“关于考古学的认知──从都城与陵墓来看”的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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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舟 發表於 2013-3-8 08:0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中国考古网邓玲玲
    2013年3月7日星期四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庆柱先生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给各专业学生讲授了《关于考古学的认知--从都城与陵墓来看》的课程。

    本次授课时间共两个半小时,刘老师以都城和陵墓为切入点深入的讨论了关于考古学认知方面的问题。课程主要内容分述如下:

    第一:考古学的认知二部曲

    考古人凭借多学科结合的田野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寻找与人类历史相关的物化载体,并确定该物化载体存在的时空背景,这是考古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即考古学研究的“初级阶段”和“描述阶段”,也就是考古学认知世界的第一步。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考古学家开始着手探索考古资料时空存在与变化规律,这才是考古学认知的基本内涵,也可以说是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的。

    现在,社会对考古学的认知不够或者说认知有偏差,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考古人对考古学科的挖掘深度不够,使得考古学的价值难以在社会中体现出来,考古学科的成果很难被转换为生产力。我们对于考古学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认知的初级阶段,需要深入地去探索考古资料时空存在与变化规律,探索他们不同的原因,并将人这个主体的行为和思想与考古背景相结合来进行进一步的“深加工”,增加材料的附加值,提高考古学科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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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从都城考古方面谈谈怎么认知考古资料

    自1928年安阳殷墟的正式发掘开始,中国考古人对古代都城的探索已经持续了近80年。20世纪20年代末安阳殷墟从只为“找甲骨”,到20世纪30年代初至中期发掘“遗址”,探索“都城”。20世纪50年代中期―90年代前期,先后确定汉唐两京、元大都、秦咸阳城、先秦都城遗址的时空范围,开始对城址基本布局形制、重要建筑遗址的形制进行探讨。90年代后期,上升到对都城遗址“空间”认知。可以看出,都城考古研究其实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以下,将从具体方面介绍对于都城的认知方法。

    一、关于都城动态发展的认知:都城的建造不是一蹴而就的,皆非“一次性”建成。以汉长安城为例,其经过了数代皇帝的不断增建和修补的过程。但都城的营造顺序是有规律可循的。其营建顺序一般是:大朝正殿(基点)、宫城(未央宫)、宫门(东阙、西阙);国家基础建筑工程武库、太仓。先建皇帝的宫殿,再建皇宫的象征门阙,其后是武器库和粮食库,一切皆以皇帝的需要为优先考虑。顺带提一下关于汉长安城北城墙为何不平直的原因。有学者说设计者依照天上北斗的样式来营建城郭,以突显皇权的尊贵。然而经过我们的实地勘察,发现北城墙走向和原渭河河道一致,是依河而建的。最近,在北城墙外发现了四座秦汉时期的渭河大桥,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观点。

    二、对都城、宫城平面方形的认知:现今的考古发现表明都城、宫城、重要建筑的平面皆为方形。汉长安城是方形平面,未央宫接近方向平面、其礼制建筑(宗庙、社稷、辟雍)与帝陵封土、陵园的皆为方形平面;汉代方形的陵墓延续时间最长。这些都是“天圆地方”理念在都城及帝陵建筑平面上的反映。而这种“天圆地方”理念早在6000年前濮阳西水坡M45墓室形状商已有体现。在中国古代社会,方形的建筑格式是特权的象征。

    三、都城、宫城的“基点”与“轴线:大朝正殿为宫城、“都城”之“基点”,“基点”决定了都城的“轴线”。明清北京城,以太和殿为宫城、都城的“基点”,都城“中轴线”则以太和殿为“基点”向南北发展而形成,向南依次为太和门、午门、天安门、正阳门、永定门。太和殿位于都城最高,正中的位置,在都城的中轴在线,再无除太和殿以外的建筑,以突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隋唐长安城也一样,以太极殿为宫城、都城“基点”,都城“中轴线”以太极殿为“基点”向南北发展而形成,向南依次为承天门、朱雀门、明德门。

    四、“左祖右社”与“中”之关系认知:《周礼•考工记》中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建原则的记载。然而在现今的考古发现中,不论偃师二里头遗址宫城中的一号与二号遗址;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中的东西建筑群;周原云塘遗址;秦雍城马家庄一号与三号建筑遗址;都体现出了“左庙”与“右殿”的布局方式,我们推测,先秦时代的宫城设置是“左庙”与“右殿”的形式,而非左祖右社的模式。直到汉长安城的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宗庙与社稷才相对未央宫前殿第一次形成“左祖右社”的布局形式。宫城的布局变化是国家政治形态变化的反应,从王国时代宫殿与宗庙并列于宫城之中,到帝国时代宗庙安置于都城、宫城之外;从宫殿与宗庙的“二元”,发展为“大朝正殿”“居高”、“居前”“居中”之“一元”;这一切都是国家统治从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权利集中与皇权的反映。另外,还可以从宫城内涵看“政”与“教”。北魏洛阳城内城设由皇家亲建之永宁寺,而后到隋唐长安城,皇城之中只有“左祖右社”再无宗教寺院,后者进入“郭城”。宗教建筑分布的空间位置偏离中央不正好说明了统治者至高无上,不畏“神”权了吗。

    五、关于陵墓封土的考古学认知:三代时皆“墓而不坟”,战国起则“大作丘垄”,从“地下”到“地上”;从“看不见”到“让人看”。封土的有无和大小同样体现不同朝代对于皇权的看法。在研究秦汉帝王陵墓之时,我们要问,何谓“厚葬”?何谓“薄葬”?我们认为,提倡“薄葬”是给活人看的,对活人讲的,要看得见,“不封不树”才是“薄葬”第一标示。汉文帝霸陵、曹操高陵等均以“不封不树”为薄葬重要标示;秦始皇陵则以“大作坟丘”为“厚葬”标示。他们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六、帝陵陪葬墓与国家政治变化的考古学认知:汉高祖长陵陪葬的是萧何、曹参等国家栋梁,汉武帝茂陵陪葬的功勋武将、文官兼皇亲卫青、霍去病与霍光;汉哀帝义陵陪葬的却是“佞幸”董贤;唐太宗昭陵陪葬的是魏征、李绩、李靖、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开国功臣;唐高宗干陵陪葬的有懿德太子、永泰公主、李贤等皇亲;而唐玄宗泰陵陪葬一人―高力士。通过陪葬人可以看出一个皇帝创造的功绩和那个朝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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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墓葬考古学认知的几个特点

    墓葬是一种“夸大”的文化,墓葬中体现的现象未必是真实的。汉墓常随  葬一种陶罐,陶罐上经常写着两千石,三千石,然而主人家都有这样的财富吗?未必。现在一到清明节,大家烧纸钱都是上亿的面额,其实这两者都是一样的道理。通过研究墓葬,可以了解过去社会不假,然而,在利用材料上定要分外小心。历史就是现代史,在思考方式和行为选择上,今天的人和过去的人很像,更多的了解现代社会才能更好的了解过去的社会。墓葬随葬品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致的,我们只不过越来越“唯物主义”,越来越科学了。从殉人、“始作俑”;从大于或近似“真人”的“秦俑”,到真人三分之一的西汉帝陵随葬陶俑,从汉唐陶俑到宋代的“纸人”;随葬品从“真实”的“物品”,到“明器”,从与实物大小相近的“明器”,到“明器”的“微型化”。这些皆是人类丧葬观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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