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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政协报 为了与《红楼梦》书里描述的情形对照，郭沫若还进一步介绍:这种病受感染后有8~12天的潜伏期；然后突然高烧，病人全身发抖，高烧要持续两个星期以上。发病4到6天，病人身上出现特殊红斑，略隆起，有豌豆大小。发疹期，中枢神经系统受到障碍，精神混浊，幻视幻觉，谵语，兴奋，脉搏频细，进入昏睡状态。发病时间一般在冬春两季。
按照病理上的叙述，郭沫若认为:虽然原书叙述得不够严密，我们仍可以放心地下出诊断:那确是真性的斑疹伤寒。这病是从虱子传染来的，并不是由于“纸铰的五鬼”和马道婆的邪法。大观园里，在宁荣二府这样的富豪人家，怎么会有虱子出现呢？郭沫若认为，一种可能是外面人带进来的；另一种可能是凤姐和宝玉在外面沾染上了虱粪所致。郭沫若倾向于后一种可能。因为书里第十五回，有“王熙凤弄权铁槛寺”的一节可以为证。
那是秦可卿死了之后，凤姐负责办理丧事，把秦可卿灵柩运到铁槛寺停放。在送殡途中，凤姐带着宝玉和秦钟在一家农庄上歇过，又在水月庵住了两宿。郭沫若觉得:他们的病就是在这里传染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证据，就是秦钟的死。秦钟死前，咳嗽伤风，饮食懒进，大有不胜之态。郭沫若以为:斑疹伤寒有8~12天的潜伏期，秦钟的这些症状，正是先前征兆。后来其父秦业发现儿子私情，打了秦钟一顿，自己气得老病发作，不过“三五日光景，呜呼死了”。秦钟带病挨了打，不久便“不中用了”。根据突然发病，迅速死亡，时间在冬天这几点推判:“因而不必踌躇，可以断定父子两人都是害了斑疹伤寒。秦业死得那么快，那可能就是斑疹伤寒中最恶性的一种，所谓‘电击的出血型’，发病一星期就可以致死。”
秦钟与凤姐、宝玉是一同外出的，郭沫若认为他们的病也是一次感染的，可是，秦钟却早早死了，宝玉与凤姐的病却迟了一年，这与该病潜伏期仅8~12天就太不相符了。郭沫若认为:“我看这并不是不能解答的问题。这是由于作者把凑集在一起的材料或生活经验，有意地加以裁截，把它分开来叙述了。这样把生活经验或前或后地加以适当地安排，正是富有创造性的作家的常用伎俩。”
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考察，郭沫若所作的解释的确可以寻出很多事例证明。
在郭沫若看来，秦业、秦钟之死，与凤姐、宝玉的病恰好成了互证。他们同时得的真性斑疹伤寒，不过秦业、秦钟属于不幸者，而凤姐、宝玉就相当幸运了。在这里，郭沫若借用当时相当多红学家的看法:《红楼梦》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其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照这样的观点推下去:“我看曹雪芹倒是一位幸运的人。他在十三四岁时得了斑疹伤寒而没有死，并没有什么并发症，很顺畅地‘三十三日之后，身安病退，复旧如初’了。(这日程和斑疹伤寒的完全复原相差不远。)”
在这里，郭沫若说得如此肯定，除去病理分析对照，他自己实实在在有过患此种病的亲身经历。那是在1927年12月，郭沫若本来是准备全家去苏联的，可是，突患重病，高烧，“脸色发红而带浮肿，两眼充血”，被医生确诊为“斑疹伤寒”。在上海住院两个多星期，“完全失掉知觉，不断地发出谵呓，时而表现狂暴”。最严重的时候，医生已关照其夫人“准备后事了”。郭沫若最终虽熬了过来，可并发了中耳炎，使原来就有的耳疾更加严重，最终导致无法行医的后果。所以，他不仅可以通过病理、病情研究，还可以通过亲身感受，为王熙凤、贾宝玉的病，作出一个较为恰当的判断。
郭沫若说:“曹雪芹当然不会知道这种病叫斑疹伤寒，更不会知道这种病的病原体是立克次体，传染性相当厉害。这是时代限制了他。时代对于他的限制竟使他相信这病是由于马道婆的邪法，是由于赵姨娘的谋害。这样的封建意识是曹雪芹所表现出的他自己落后的一面。”郭沫若还论及赵姨娘，以及她被歧视的缘由:“我看，在这儿也很有可能是他发挥了作家的想象力，不免冤枉了人。马道婆是坏蛋是可以肯定的，赵姨娘之被人歧视只因为她是‘姨娘’而已。封建时代的人不责备男人纳妾而却鄙屑女人做妾。曹雪芹尽管是伟大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毕竟未能超越时代。”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赵姨娘”，郭沫若显得见解不凡。他超越了人因身份随之而来的贵贱观念，将人物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来予以评论了。
郭沫若写这篇文章，除了为宝玉、凤姐诊病，还有什么意味呢？人们大都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可在第二十五回，写马道婆作法，什么“铰纸人”，“附五鬼”，难道就是“认真说鬼话”了？郭沫若从病人情况出发，通过上面论述，认为曹雪芹并不特别违反了他的现实主义手法，他的叙述依然是有根据的。这完全应该视为郭沫若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这当然得益于他科班的医学知识和切身感受。这是不是又从一个方面证明，一个研究家，具备更广博的知识，同时重视自己切实的人生感受，对事物的领会，就常常有更新的角度，更宽阔的视野，就较为容易得出近于实际的结论。郭沫若为文学人物贾宝玉、王熙凤“诊病”情形，大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实证。 （杨建民）
来源：人民政协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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