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参考 司马迁对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持什么态度呢?自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后，汉朝大规模筑路，“凿山通道千余里”，…用以沟通与内地的联系，有力推动了西南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促进了政治上的统一。元鼎六年，汉武帝又大规模开通西南夷，全面推行郡县制度于边邑。司马迁奉使以监军身份略西南夷，完成了设郡置吏的重大使命，并特地书载于《太史公自序》中。后来班固也曾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司马迁为“英俊”。可见，司马迁对于汉武帝通西南夷是持积极、赞同的态度的，这也是符合司马迁重视民族大统一的思想的。但是，司马迁也并不否认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弊害。由于西南夷道路险阻，唐蒙通夜郎时征发数万军民治道，数岁不通，加重了巴、蜀人民的负担，引起了很大的骚乱。司马迁对这种以贪欲扩张为目的对边疆兄弟民族发动战争的态度是极其鲜明的。《平准书》中，他按捺不住内心的郁愤说：“自是以后……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以至于“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给予了谴责和不满。
《西南夷列传》给人感受最深的还是它独特高超的叙事艺术。
司马迁善于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一丝不乱。民族问题原本就很复杂，再加上民族种类繁多，又地处分散，一般很难理清头绪，但司马迁却把它们写得有条不紊，明明白白。梁启超对《西南夷列传》的叙事艺术评价说：“这篇传叙的川边川南、云南、贵州一带氐、羌、苗、蛮诸种族，情形异常复杂，虽在今日，尚且很难理清头绪，太史公却能用极简净的笔法把形势写的了如指掌，他把它们分为三大部，用土著游牧及头发的装束等等做识别，每一大部中复分为若干小部，每小部举出一个或两个部落为代表。代表之特殊地位固然见出，其他散部落亦并不挂漏。到下文虽然专记几个代表国，如滇、夜郎等的事情，然已显出这些事情与西南夷全体的关系，这是详略繁简的最好标准。”所以，“凡记载条理纷繁之事物，欲令眉目清楚，最好用这方法”。并说如果先把类分清以后，因为限于篇幅还要有所剪裁的话，“那么学《西南夷列传》先将眉目提清，再把各类的重要部分重笔特定，以概其余，这是作文简洁的最好法门”。
在谈到怎样把纷纭复杂的历史人事写清楚时，梁启超又一次提到了《西南夷列传》的写法：“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如何，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此类记述之最好模范，莫如《西南夷列传》。”又说这篇列传“对于极复杂之西南夷民族，就当时所有之知识范围内，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及其形势之强弱。以下方杂叙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复以凌乱为病”。从梁启超连续几次提到《西南夷列传》的叙事成就这一点来看，他确实对这篇传记的叙事手法十分欣赏。司马迁不愧为擅长描写复杂历史事件的能手。《西南夷列传》写了西南各少数民族错综复杂的民族特色和地理状况以及汉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没有高屋建瓴的叙事本领和对西南地理状况、风俗人情设身处地的了解和感受，是无法写得如此条理分明的。近人李景星说，《西南夷列传》是最有结构的文字，总起总结，中间分叙：
“传之起首，如晴天霹雳，如平地奇峰，突兀得势；入后步步照应，有破竹之妙。”写其地理之文字能“于僻处见曲折”，写其特产之文字又“于细处见风致”。起以夜郎国、滇国为题展开，末又以夜郎国、滇国为结收尾；开始用“以什数”，结尾以“以百数”，这样就“篇如节，节如句，无隙可蹈，无懈可击，极精极密，又极道紧”。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不仅在《西南夷列传》之篇内叙事分明，结构严密，在整部书的布局安排上也颇具匠心。《西南夷列传》上承《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这是以类相连；这些篇目都是写少数民族的史传，把它们安排在一起既可相互参照，又方便相互区别。同时，司马迁还有意识地在《西南夷列传》后下联司马相如的列传。司马相如曾力主汉武帝通西南夷，且写过脍炙人口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这样的安排既可使两篇传记互文相补，也可使读者对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事实有更加全面系统的了解，这是因事相连。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的这种因类相连、因事相连的布局结构，反映了他匠心独运的艺术技巧。（作者：方梅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