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國考古網
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未曾中斷、延續至今的文明。中華文明5000年的說法由來已久，由於其開始階段遠在甲骨文出現之前，儘管古代文獻中記載了一些當時的歷史，但是那些都為事過上千年以後的追述，其中不少還具有神話的色彩，不能作為信史。那一大段沒有文字的歷史只有通過考古發掘，依據對出土的遺蹟和遺物的研究結果來撰寫。因此，作為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被譽為是為中華民族修家譜的盛舉。
多年來，通過對眾多新石器時代及青銅時代早期的遺址進行發掘，出土了大量當時人使用的城牆、大型建築基址、房址、墓葬、窖穴、生產工具、日用陶器及裝飾品，可能屬於當時貴族階層使用的銅器等特殊器物。我們的考古研究主要側重於對這些人工遺蹟和遺物的形狀、內涵及意義進行探討。但是，不容諱言，我們對於涉及當時的技術和經濟特徵、發展演化脈絡等問題一直很不清楚，一些相關領域的研究長期處於空白狀態，留下大量未解之謎等待探索。這種狀況的形成主要是因為受到各種條件的制約，不能認真地考慮研究的思路，沒有很好地設計研究的方法，無法全面地組建研究的團隊，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像樣的研究成果。
我們應該認識到，生產力的發展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古代技術和經濟的發展演變對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歷史進程起着重要的作用。為了科學地復原中國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歷史真貌，深刻地認識和充分地展示中國古代文明的特徵，對當時的技術與經濟狀況及發展演變規律展開系統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包括2002年啟動的『預研究』在內，『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迄今為止已經經歷四個階段的研究了。除了在『預研究』中涉及技術與經濟的探討僅僅限於冶金術研究以外，在後來的三個階段的研究中，對於技術與經濟的探討一直被放在相當重要的位置。本文依次回顧『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各個階段中有關技術與經濟的研究成果，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歸納和展望。
一、『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一）』的研究
2004年在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一）』時，我們正式設立『2500BC-1500BC中原地區經濟技術發展狀況及其與文明演進關係研究』課題組，專門組織力量，以中原地區為研究範圍，以河南省登封市王城崗遺址、新密市新砦遺址、偃師市二裏頭遺址、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已經發掘出土的各類遺物為研究對象，圍繞農業、家畜、冶鑄、制陶、石器和玉器製作等與技術和經濟相關的領域開展研究。我們可以自豪地說，這是國內第一次在考古學界及自然科學界，專門以古代技術與經濟為主要研究內容開展全面研究，可謂是一個嶄新的開始。我們設計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和取得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意義到現在仍然在持續體現出來。
『2500BC-1500BC中原地區經濟技術發展狀況及其與文明演進關係研究』自2004年10月開始，到2005年12月結束。通過這一年多的研究，我們的認識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的經濟形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的經濟形態的變化，以包括家畜飼養在內的農業經濟最為明顯。自龍山文化到二裏頭文化這個時間段裏，中原地區在保持以粟類作物為代表的農業生產和以家豬為代表的家畜飼養的基礎上，開始普遍出現水稻和飼養黃牛、綿羊，發現小麥的遺址的數量逐漸增多，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種的農作物種植制度和多種類的家畜飼養方式。水稻、小麥、黃牛、綿羊等動植物在這個地區的出現不僅僅是簡單的農作物品種或家養動物種類的增加，還應該伴隨有特定的種植制度和飼養方法的傳入，這些新的生產對象和生產技術的傳入不僅加速了中原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步伐，而且還會對這個地區原有的農業生產結構產生深遠的影響。在二裏頭文化向二裏崗文化的演變過程中，小麥的種植規模突然大幅度提升，這個變化對後來中國北方旱作農業種植制度的根本性改變具有深遠的影響。
除農業經濟以外，青銅器、陶器、石器和玉器製作等手工業經濟的發展也是經濟形態發生變化的重要特徵。比如在龍山文化晚期首次出現使用複合范鑄造的銅鈴，在二裏頭文化裏除發現容器、兵器等眾多青銅器以外，還首次發現大型的青銅器鑄造作坊，青銅器用多塊內外范拼合鑄造，出現包括砷銅和錫（鉛）青銅在內的合金技術。這個時期的陶器以灰陶為主，還有白陶、黑陶及幾何印紋硬陶、原始青瓷等，其燒制陶器的溫度明顯提高。陶器成型工藝採用手制、模製、輪制等多種方法，新出現的陶禮器做工精緻，造型優美。作為當時主要生產工具的石器中，石斧、石鏟等多功能生產工具的比重下降，打制石器減少，而石刀、石鐮等專門農業生產工具的數量增加。玉器種類明顯豐富，其加工方法表現為採用琢制、鋸切割、管鑽穿孔和研磨拋光等一系列比較先進的技術手段。
（二）技術與經濟發展狀況與文明演進的關係密不可分
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這個時間段裏，中原地區除上述的經濟形態發生明顯進步以外，還發現夯土城牆、大型夯土建築和可能與觀象授時相關的大型遺蹟，二裏頭文化出現多個大型宮殿夯土基址等等，這些因素都從物質的角度顯示出當時的生產力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當時的糧食生產和家畜飼養也已經可以為從事其他生產行業的大量人員提供食物保障。而這一切恰恰處於文明演進的關鍵時期。儘管依據我們此次研究中獲得的實證性資料，我們還不能肯定究竟是當時中原地區的技術與經濟發展引起了上層建築的變化，推動了文明的演進，出現國家。還是因為文明社會的形成、國家的出現帶動了技術與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肯定，當時技術與經濟的發展在文明演進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另外，我們要強調的是等級制度的形成在文明演進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一些在龍山文化開始出現的動物種類和人工製品在確立等級制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豬在龍山文化以前一直是古代人類用來溝通自己與神、祖先關係的動物，在龍山文化及後來的社會發展過程中，黃牛和綿羊在這種宗教祭祀活動中也具備了不可或缺的價值。商代晚期甲骨文中提及的『太牢』和『少牢』等王和貴族在祭祀活動中必須使用的牛、羊和豬，自龍山文化的較晚階段都已經存在了。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後來牛、羊和豬等家養動物還被分出高下，成為等級的象徵，在溝通不同身份的人與神、祖先的關係中分別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二裏頭遺址中首次發現包括爵、小⒍Φ染哂猩矸蕕匚幌笳韉那嗤禮器，開始形成以青銅器為中心的禮器群。自龍山文化開始出現陶製的禮器。二裏頭遺址中首次出土的大型玉刀、玉璋的刃部大部分不見使用痕跡，這些可能是特定禮儀場合使用的儀仗。因此我們認為，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為等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一系列物質保障。
我們的研究還發現中原地區在技術與經濟方面存在長距離交流的一些重要證據。例如，在龍山文化及其向二裏頭文化演變時期出現了小麥和綿羊，這些農作物和家畜最早的起源地是在西亞地區。通過對二裏頭遺址出土的陶器進行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的分析，可以證明當時山東東部的文化因素傳到了河南西部。這些交流和融合明顯推動了中原地區技術、經濟乃至於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我們推測，地域相隔很遠的文化之間的交流和融合及其不斷增強的趨勢，在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中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不足之處
儘管我們在首次全面研究特定時間段的技術與經濟狀況時就出手不凡，取得了具有創新價值的認識。但我們在結項時也認識到，由於對中原地區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這個時間段之前、之後及其他地區的各個時間段裏的技術與經濟發展狀況都還沒有開展過定性定量的研究。我們沒有條件把中原地區特定時間段的技術與經濟狀況與其他時空範圍內的技術與經濟狀況進行任何縱向和橫向的比較研究。我們應該進一步擴大研究的時空範圍，對中原地區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這個時間段之前、之後的不同時期、黃河上游、下游地區、長江流域及其他地區不同時間段裏的包括生產力發展狀況、原料產地、顯示等級制度的物質因素及文化交流現象等等在內的技術與生業狀況開展系統、全面地研究。通過對這一系列綜合研究結果的比較和分析，對於我們在全國範圍內把握技術和經濟發展狀況及其與中華文明演進的關係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二）』的研究
2006年，在國家科技支撐計劃『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二）』中，繼續設立了『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國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技術與經濟研究』這個課題。相比前一階段的研究，此次研究在思路和方法上更加清晰了。我們計劃通過對考古遺址出土農作物種子的種類鑑定和量化分析，認識不同地區、不同時間段內農業生產中農作物的構成和比例，據此判斷各地區農業生產特點及發展模式。通過對動物遺存的研究，認識不同地區、不同時間段的居民通過狩獵、飼養等方式獲取肉食資源的具體行為；探討各種家畜的種類、數量是否存在某種質或量的轉變過程。以人類食性分析為基礎，研究不同地域古代居民的食物結構特徵。通過對早期銅器和冶鑄遺物的檢測分析，揭示不同地區的冶金技術特徵，探討中國青銅冶鑄技術的起源和發展過程。通過對陶製品的研究，分析各個地區的制陶工藝水平、文化交流特徵。通過對生產工具發展變化的研究，分析黃河流域各個區域內生產工具的種類、比例及發展變遷。通過對制玉工藝的研究，分析玉器製作工藝的特徵。通過對當時重要資源（金屬、鹽）開發和流通的研究，探討當時對重要資源的控制、分配和使用狀況。依據農作物種植、家畜飼養、人類食性、冶金技術、陶器製作、生產工具類別和用途、玉器加工、以及金屬和鹽等重要資源的獲取與利用等八個方面的分析研究，對中國文明形成及早期發展階段的技術與經濟背景進行全面、系統的探討。
『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國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技術與經濟研究』自2006年11月開始，到2008年12月結束。通過2年左右的研究，我們的認識主要有以下六點。
（一）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西遼河、黃河及長江流域的技術狀況出現了相當明顯的進步
此次通過對位於西遼河、黃河和長江三個流域的多個遺址出土的相關資料開展研究，從整體上可以看到，技術進步首先表現在出現了多品種農作物種植技術，這些技術可以有效地使用可耕種土地，提高有限區域內的農業生產總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減輕各種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造成的損失。其次是出現多種家畜飼養技術，這些技術提高了人們比較穩定地獲取由多種家養動物組成的肉食資源的能力，幫助人們獲得除肉食以外的奶等副產品。其三是出現冶金技術，開始製作銅器，而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出現的青銅容器由合范製作而成，這是冶金術的劃時代進步。其四是陶器製作工藝技術由泥條盤築向快輪製作轉變，並開始具備控制燒制氣氛的能力，能夠製作多種特殊陶器和原始瓷。其五是生產工具的形制由分別具有地區性特徵逐漸趨於規範化，製作石器開始專業化。其六是玉器製作技術由線切割發展為片切割，提高了製作玉器的效率。其七是採礦技術和製鹽技術逐步成熟，出現對重要資源進行專門開發的跡象。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為人口增長、社會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而手工業技術的進步則促進了各種生產領域的專門化，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個地區的技術進步促進了整個社會的複雜化、文明化進程。
（二）技術的進步促進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文化交流
此次研究進一步確認了有關文化交流的內容和作用。包括古DNA測試在內的研究表明，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原產於西亞地區的小麥、綿羊、黃牛等均已跨過中國西北及北部地區，進入黃河中游地區。另外，在西北和內蒙古地區都發現可能存在家馬的證據，說明家馬可能也是從中國境外傳入的動物。中原地區的冶金術明顯地受到西北和北方地區的影響。屬於仰韶文化的河南西坡遺址中出土的彩陶片，與當地其他陶器成分有區別，而與甘肅地區馬家窯文化的彩陶成分接近。二裏頭遺址的陶器中發現受到山東嶽石文化和南方地區文化因素的影響。上海廣福林遺址出土的陶器也反映出當時存在南方和北方的文化交流。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的玉器製作技術流傳到黃河下游地區的山東龍山文化，而後又傳播到黃河中游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儘管在多個地區都能夠看到由於技術進步而帶來的文化交流現象，但是相比之下，中原地區是各種文化交流最為集中的地區。正如我們在前一階段的研究中強調的，文化交流這種現象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也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三）北方地區的經濟狀況比南方地區發達
從北方地區考古遺址中出土的農作物種類看，西遼河地區以粟和黍為主，還有少量大豆。黃河上游地區是粟、黍和小麥，黃河中下游地區包括粟、黍、稻穀、大豆和小麥。而從南方地區考古遺址出土的農作物種類看，長江中下游地區只見稻穀，沒有發現其他農作物。可見北方地區的農作物種類明顯比南方地區豐富。從家畜種類看，西遼河地區、黃河流域的家養動物包括狗、豬、牛和羊。而長江中下游地區只見狗和豬。相比之下，北方地區的家養動物種類不但比南方地區豐富，而且在數量上也明顯佔據多數。迄今為止的冶金遺物主要都集中出土於北方地區。所以，從整個經濟狀況看，以黃河流域為主的北方地區明顯要比以長江流域為主的南方地區發達。這種現象與夏商周三代均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建國存在必然聯繫。
（四）黃河中下游地區以外的各個地區的經濟形態隨着時間推進逐步衰退或轉型
西遼河流域的農業經濟一直屬於比較單一的農作物種植制度，到夏家店下層以後，出現明顯的衰退。黃河上游地區的農業經濟自齊家文化晚期開始，逐步轉為游牧型經濟。長江流域的農作物種植一直是單一品種，而家畜飼養長期沒有發展起來，儘管在良渚文化時期養豬業有過一個快速發展階段，但是在隨後的馬橋文化中又明顯地出現衰退的跡象。參考對古代自然環境研究的結果，可以看到這些地區經濟形態的變化和當時自然環境的變化有着密切聯繫。我們現在還不能明確認定是自然環境的惡化或突發的自然災害導致了這些地區原有經濟形態的衰退或轉型，但是從這些地區均種植比較單一或完全單一的農作物種類狀況看，他們很可能承受不住當時自然環境變化的壓力，進而可能會影響到整個文化的發展進程。總而言之，自公元前1800年以來，上述這些地區的經濟形態都沒有在保持原來狀態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趨勢，而唯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經濟形態呈現出持續發展的態勢。
（五）中原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與中華文明演進的關係十分密切
通過對冶煉遺址和與鹽業相關的遺存的探討。證明中原地區在控制資源方面考慮得當。結合前一階段對中原地區的研究成果，可以說，從整體上看，中原地區在農業、手工業及資源配置方面都處於強勢地位。依據中原地區整個經濟形態的強勢及文明起源於中原地區的事實，我們可以推測中原地區的技術與經濟形態對文明的起源及演進起到了很強的促進作用。當然，這並不是中華文明形成的唯一因素，但絕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六）不足之處
相比前一階段的研究，儘管我們的認識得到進一步的深化和拓展，但是在結項時我們依然認識到，我們的認識往往來自單個遺址的不全面的資料，並非是系統歸納了屬於同一文化或類型的多個遺址的研究結果。另外，有的認識甚至只是依據研究單個處於特定時間段的遺址，然後對早於這個時間段的空白進行推測。在這樣的基礎上架構起來的系統認識，與其說是結論性的總結，不如說是為今後的研究指出了方向。另外，對各種手工業生產領域的生產專業化研究，尤其是對採礦、冶煉、鑄銅的冶金產業鏈研究，及對金屬和鹽業資源的管理和流通等問題的研究等等，都是需要在掌握大量實證性資料的基礎上才能系統探討的問題。有鑑於此，今後還應進一步有針對性地對特定時空範圍內的技術與生業狀況開展系統研究，有目的地增加各個時空範圍內研究對象的數量，以求在把握屬於不同時空範圍內的多個遺址中出土的各類資料的基礎上，系統、全面地對這些遺址的技術與經濟狀況開展研究。
三、『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三）』的研究
2010年，在國家科技支撐計劃『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三）』中，仍然設立了『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黃河、長江及西遼河流域的技術、生業和資源研究』這個課題，本課題的研究目標和主要任務從總體上看與前一階段區別不大。此次研究主要強調了三點，一是結合此次研究，對以往的研究成果進行全面地歸納；二是嘗試着以單個遺址為單位進行研究，主要針對二裏頭這個都邑性遺址出土的動植物遺存、人工遺物及相關遺蹟開展綜合探討，同時對其他重要遺址開展相關採樣和研究；三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探討技術、生業和社會組織結構的互動關係，明確技術和生業在中國文明產生與早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黃河、長江及西遼河流域的技術、生業和資源研究』自2010年6月開始，到2012年9月結束，通過2年多的研究，我們取得了以下三點認識。
（一）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技術與生業狀況的比較研究
我們在綜合三個階段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統一的年代標準來系統對照各個地區的技術與經濟狀況，大致梳理出一個發展過程。以下按照不同的生業領域分別對比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狀況。
在農業方面，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以種植粟和黍為主，當時還存在少量的水稻。長江流域的文化以水稻為主，新石器時代末期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種植粟、黍、水稻、大豆、小麥這五種農作物，長江流域依然是水稻。到二裏頭文化時期黃河流域粟、黍、水稻、大豆、小麥均存在，長江流域依然是水稻。
在獲取肉食資源方面，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主要是依靠豬和狗等家養動物，長江流域的文化以漁獵為主，同時也飼養少量的豬和狗。新石器時代末期，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依然以飼養家畜為主，但是家畜的種類新增加了黃牛和綿羊，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以飼養家豬為主。到二裏頭文化時期，黃河流域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與新石器時代末期相同，而長江流域又轉變為以漁獵為主，飼養少量的豬和狗。
在冶金術方面，新石器時代晚期這兩個流域均未見冶金遺物。新石器時代末期，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和齊家文化出現紅銅和砷銅的器物，製作方式主要是單范技術，也發現用合范技術製作的證據。到二裏頭文化時期，普遍存在銅、錫、鉛三元合金鑄造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都是用合范技術鑄造的。長江流域在整個時間段裏始終沒有發現與冶金有關的遺物。另外，北方地區的銅器按照特徵可以分為三個地區，西北地區出土的銅器年代早，數量多，種類全，分佈廣，材質多樣。中原地區存在砷銅製作的器物和青銅器，在二裏頭遺址發現青銅禮器和合范鑄造技術。北方地區出土的銅器年代晚、數量少，這個地區與西北和中原地區存在互動關係。
在陶器製作方面，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使用慢輪製作技術，長江流域的狀況不明。新石器時代末期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出現快輪製作陶器技術，出現專門為貴族製作的陶禮器。長江流域的文化使用快輪製作陶器，也出現了陶禮器。到二裏頭文化時期黃河流域出現製作工藝精良的陶禮器，還有原始瓷。長江流域的狀況與黃河流域的相似。
在石器製作方面，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石器製作工藝中，打制技術的比例佔據半數左右，存在磨製和鑽孔技術，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龍山文化，以磨製技術為主，製作規範化程度提高，到二裏頭文化時期普遍採用磨製技術，製作規範化程度更高，甚至出現在開料時使用片切割技術。對長江流域各個時期的石器製作技術尚未開展研究。
在玉器製作方面，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存在開料時使用線切割技術和片切割技術兩種，長江流域的文化主要為線切割技術。新石器時代末期，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沿用了線切割技術和片切割技術，長江流域的文化包括線切割技術和片切割技術兩種。到二裏頭文化時期，在玉器的開料上使用片切割技術，特別是出現了切割大片的片切割技術，長江流域沒有發現玉器。
如果以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作為時間標尺，對比大致屬於這個時間段的黃河中游地區的二裏頭遺址和長江下游地區的馬橋遺址的生業狀況，其反差極為明顯。如二裏頭遺址存在粟、黍、水稻、大豆、小麥等五種農作物，馬橋遺址只發現水稻。二裏頭遺址存在豬、狗、黃牛、綿羊等四種家畜，馬橋遺址以野生的鹿科動物為主，豬和狗的數量不多。二裏頭遺址存在青銅器，馬橋遺址沒有發現。二裏頭遺址和馬橋遺址都存在製作精良的陶禮器。二裏頭遺址存在玉器和綠松石製作的器物，馬橋遺址沒有發現。
結合以前探討過的西遼河流域的生業狀況，也可以看到西遼河流域的農業經濟一直以種植粟和黍為主，到夏家店下層文化以後，出現明顯的衰退。生業形態的衰退或轉型進而影響到西遼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地區文化的發展進程。這些地區的農業經濟形態從整體上似乎都沒有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趨勢。
（二）豫西晉南地區技術與生業狀況的比較研究
此次我們進一步對豫西晉南的經濟形態進行了重點研究。基於迄今為止對二裏頭遺址的研究工作最為全面，我們可以對二裏頭遺址的整個生業特徵進行全面概括。比如，當時已經形成長距離、跨地區的多種金屬資源的產業鏈，具備對多種金屬資源的調控能力，同時也應具備對鹽業資源的生產和調控能力。發現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麥，其中水稻數量佔全部農作物總數的30.6%，小麥發現於二裏頭遺址第四期。發現狗、豬、黃牛和綿羊等家養動物。自二裏頭遺址一至四期，黃牛和綿羊在家養動物中所佔的比例大體呈現由少到多的趨勢。家養動物除供應肉食外，還用於祭祀和禮儀制度。另外還存在剪羊毛這種對綿羊進行次級開發的行為。對綿羊的DNA研究結果證明所選標本都是屬於譜系A的，對黃牛的DNA研究結果證明主要屬於T3型，T3型是西亞起源的。鍶同位素分析結果顯示出黃牛和綿羊既有本地土生土長的，也有不是當地出生的。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結果顯示出家豬、黃牛的碳十三值大致與人相同，表明其餵養的食物完全由人控制；綿羊則偏近於C3，顯示其食物主要來自自然植被。當時對銅、錫、鉛和砷等合金元素的配比與金屬器物的功能關係有一定的認識，但是其合金比例尚不穩定，表現出原始性，具有早期銅器製作的特徵。對陶器的多角度研究顯示，二、三期時居住於宮殿區的王室貴族所使用的陶器在原料及製作技法上與其他區域的居民不同。石料種類有32種，以砂岩最多，不同時期的石料種類和利用率差異較大，四期時石料的利用率達到最大化。玉器製作已經形成以片切割技術生產毛坯，然後施以琢制、鋸切割、管鑽穿孔和研磨拋光等工藝的技術體系。對綠松石嵌片、管、珠的製作也形成了規模化的流程。發現的制骨作坊中，骨料以牛骨為主，骨料的切割工具主要是金屬工具，制骨工藝體現出規範化、模式化的特點。
如果再做進一步的提煉，可以說二裏頭遺址整個生業特徵為具備獲取金屬和鹽業等重要資源的生產鏈；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農業生產成為社會基本生活資料的主要生產部門；多品種的家畜飼養保證了肉食來源，家養動物除供應肉食外，還用於祭祀和禮儀制度，存在對綿羊進行次級開發的行為；陶器製作的規模化生產進一步穩定，出現專門用於禮制或貴族專用的陶器生產部門；製作金屬器和玉器的專門性技術更加完善，可以對那些產品進行規模化生產；依據石器的功能特徵選擇合適的石材製作石器；出現具備模式化和規範化特徵的制骨作坊。
我們在全面認識二裏頭遺址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比較研究。探討早於二裏頭遺址的龍山文化的狀況。因為對屬於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的單個遺址沒有做過像二裏頭遺址那樣全面的研究，龍山文化的整個生業特徵尚不完全清楚。現有的研究表明，當時已經存在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麥這樣五種穀物。當時也存在狗、豬、黃牛和綿羊等家養動物，存在對綿羊進行次級開發的行為。依據DNA研究，綿羊都是屬於譜系A的，黃牛主要屬於T3型。鍶同位素分析結果顯示出黃牛和綿羊既有本地土生土長的，也有不是當地出生的。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結果顯示家豬的碳十三值以C4類為主，和人的食性相同。黃牛和綿羊的碳十三值位於C3和C4之間，但是黃牛的偏近於C4，綿羊的偏近於C3。當時的銅器主要是紅銅，也有砷銅，但是沒有發現三元合金的青銅器。陶器製作以快輪為主。石料製作以磨製為主。玉器製作以片切割開料。沒有發現制骨作坊，從現有的骨器看當時製作骨器的骨料以豬骨和鹿骨為主。
再追溯到早於龍山文化的仰韶文化。對仰韶文化的整個生業特徵同樣尚不清楚，現有的研究表明，當時的農作物以粟和黍為主，水稻所佔的比例極小，沒有發現其他農作物。當時的肉食來源主要是家養動物，以豬為最多，還有狗，沒有發現黃牛和綿羊。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結果顯示出家豬的碳十三值以C4類為主，和人的食性相同。當時沒有金屬器。陶器製作以慢輪為主。石器製作技法以打制為主。玉器製作時以線切割和片切割技術開片。沒有發現制骨作坊，從現有的骨器看，當時製作骨器的骨料以豬骨和鹿骨為主。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把龍山文化和二裏頭遺址的生業狀況進行比較，可以看到龍山時期的生業狀態應該是二裏頭遺址生業狀態的雛形，二裏頭遺址則出現規模化的趨勢。再把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生業狀況進行比較，可以看到仰韶文化沒有大豆和小麥，水稻的數量極少，數量最多的家養動物只有豬，沒有發現黃牛和綿羊，沒有發現銅器，陶器、石器和玉器的製作工藝水平較低。由此可以看出，相比龍山文化和二裏頭遺址的之間那種雛形與規模化的關係，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差異是相當明顯的，其特徵是缺少幾種主要的生產力要素，從生業的角度看，明顯的分界線在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之間。即生業狀況到龍山文化時期有一個質的轉變。
（三）技術與生業狀況在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綜合以上的研究，我們認為各個地區技術與生業的發展狀況與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過程密切相關，回顧我們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一）』結項時，尚不能論述究竟是當時中原地區的技術與經濟發展引起了上層建築的變化，推動了文明的演進，出現國家。還是因為文明社會的形成、國家的出現帶動了技術與經濟的發展這個問題。通過此次研究，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大概的思路，我們的新認識可以歸納為以下4點。
1，自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900年左右，北方地區主要通過種植粟和黍、飼養家豬作為獲取食物資源的主要方式，南方地區主要通過種植水稻、漁獵作為獲取食物資源的主要方式，不同地區的生業方式特徵和所在地區的自然環境狀況密切相關，這兩種方式的持續發展為當地的社會複雜化奠定了經濟基礎。在中華文明的起源時期，各個地區技術與生業的穩定發展這個基礎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2，自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左右，中原地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相互作用促進了包括傳承原有的技術、引進和開發新的生產力在內的整個生業形態的發展，形成了可持續發展的趨勢，進一步推動了社會複雜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也包含了自然環境相關因素的有力支撐，包括了部落之間的戰爭在內的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由此開始了這個地區早期國家形成與發展的進程。即在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是相互作用的。自然環境、兼併戰爭等因素也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3，在公元前2800年到前1500年這個時間段裏，其他地區的生業形態沒有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趨勢，是多個地區文化發展過程出現波折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說，一定時間段裏技術與生業的發展可以逐步產生一個有特色的文化，甚至是相當精彩的文化。但是這個文化如果沒有適合技術與生業持續發展的自然環境作為平台，沒有上層建築在社會發展中的正面引導和促進作用，技術與生業就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的支撐，這樣的文化就會衰退或朝着轉型的方向發生變化，這必然影響到當地文明化的發展進程。
4，隨着時間的推移，出現越來越明顯的文化交流。比如中原地區在龍山文化階段出現的最早起源於西亞的小麥、黃牛和綿羊以及銅器，產自南海的寶貝，具有典型的山東地區、南方地區文化特徵的陶器等等，這些在中原地區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由此可以推測當時的交流是具有一定規模的，這些交流在中原地區的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進程中也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我們認為，以上羅列的這些認識凝練了包括『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三）』在內的各個階段的技術與生業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對比『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開始以前學術界對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的技術與生業狀況的眾多未解之謎，我們對於不同的時空範圍內具體的農業和手工業的揭示及他們在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過程中作用的認識可以歸入原始創新的範疇。
這裏我們要強調的是技術與生業研究與年代、自然環境和考古發掘的研究是密切相關的，尤其是當時的自然環境研究，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儘管我們在將近10年的研究中一直和其他領域的研究人員切磋討論，判定具體研究對象的絕對年代，深化關於各個地區技術與生業的發展、變化與不同時空範圍內自然環境變遷之間的相互關係的認識，探討考古現象和背景對於我們研究對象的作用、制約和啟示等等，但是限於本文主要是對於具體的技術與生業研究進行回顧和展望，在此就不再過多地論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和作用了。
四、歸納與展望
通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各個階段中技術與生業的研究，除去具體的研究成果以外，我們還有以下六點認識。
（一）提出技術與生業研究的特色
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技術與生業研究相比由來已久的考古學研究，可以凝練出如下幾點特色：1，從多個角度探討具體遺址技術與生業的基本狀況，研究特定時空範圍內的農業和手工業。2，秉承『將今論古』的原則，各個子課題的研究方法都是在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技術和方法的基礎上建立的。3，各個子課題的研究對象均出自考古發掘，同時又分別具有生物學、物理學、化學等學科的相關屬性。4，各個子課題的鑑定、測試結果都可以進行重複驗證。5，各個子課題的研究標準和結果分別適用於全國各個地區的考古遺址出土的同類遺蹟和遺物的研究。6，以考古學的研究思路為指導，注重考古出土背景，開展綜合研究。
（二）完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方法可以分為礦產資源研究、鹽業資源研究、植物考古、動物考古、DNA分析、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鍶同位素分析、冶鑄遺物分析、陶器製作工藝分析、石器綜合研究、玉器成分分析和製作工藝研究等。這些研究的方法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研究密切相關，我們要進一步加強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中一流研究機構的合作，繼續鞏固和完善這些方法，積極探索新的方法，努力做到讓一批最優秀的人員用一系列最先進的方法研究各種最珍貴的資料，對古代的技術和生業狀況開展更加全方位的研究。
（三）聚焦單個遺址開展研究
在研究中要注意聚焦典型遺址，全面、具體地對單個遺址的資源、農業和手工業及整個生業狀況開展全方位的研究，系統地探討其資源獲取、資源調配、技術進步、專業分工、組織管理、文化交流等一系列問題，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實實在在地研究當時的生業發展模式及社會經濟狀況，探討各種經濟要素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進程中所起的作用。
（四）加強國際學術交流
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外學術界一批優秀的研究人員在探討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的研究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積累了大量有價值的認識和資料。我們要積極開展國際合作研究，發揮外國研究人員學術優勢，爭取做到中外學者共同努力，比對其他國家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發展模式，深入探討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過程，一起為進一步推動世界文明發展史的研究貢獻力量。
（五）加強對研究生的培養
研究生朝氣蓬勃，求知慾強，我們要結合課題的研究內容，在研究生學習期間，安排單個或幾個遺址的相關資料作為他們的論文內容，在規定的時間段裏，指導他們從基礎工作起步，開展學習和研究，在完成畢業論文的同時，完成課題的部分研究任務。逐步建設一支研究生人數佔有一定比例的科研隊伍，既可以保證『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順利推進，也可以保證包括科技考古在內的考古學事業後繼有人。
（六）從多學科合作向跨學科研究的轉變
我們的研究涉及動植物考古研究、古DNA研究、同位素研究、冶金術研究、陶製品研究、石器研究和玉器研究等多個學科的學者，儘管大家各自研究的都是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時期技術與生業狀況的不同方面，實際上這些分門別類的研究與年代研究、環境考古研究一樣，都是考古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當代考古學復原和重建整個古代歷史的研究目標造就了一個又一個不同的學科，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必將成為整個考古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又一個重要的內容，不同的內容既有各自的特徵，同時也互相關聯，缺一不可。我們要努力準確把握當代考古學的時代特徵，努力促成不同學科的合作，努力達到各個學科的有機統一。
現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四）馬上要啟動，相比前三個階段分別是一年多及二年左右時間的研究，此次研究在時間上延長為3年，因此，我們設計的需要採樣和開展研究的遺址數量有了明顯地增加。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努力鞏固和完善在前三個階段形成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圍繞一個一個遺址，全面、具體地對各個遺址的農業、畜牧業、冶金術、陶製品、石器、玉器等開展研究，系統地探討從資源獲取、專業分工到組織管理等一系列問題，研究當時的生業發展模式及社會經濟狀況，我們一定會扎紮實實地把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過程中的技術與生業研究繼續推向前進，不但繼續填補特定時間和空間範圍內技術與生業方面的諸多空白，而且在探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相互關係上做出我們獨到的貢獻。我們將依據自己對相關考古資料的研究，更加科學地撰寫那段時間裏古代人類的技術與生業歷史的精彩篇章。（原文刊登於刊登於【南方文物】2012年第4期，作者：袁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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