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考古网 2013年6月2日,《天地之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商与西周玉器精品展》学术报告会在湖北大厦举行。此次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局主办,北京艺术博物馆承办,是为配合正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天地之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商与西周玉器精品展》而组织的专场学术报告会。《天地之灵》展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珍藏的妇好墓、张家坡墓地、前掌大墓地出土的240件(套)玉器。这些玉器既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会场
报告会邀请了杨建芳、黄翠梅、邓淑萍、杨晶、朱乃诚等在玉器研究领域有一定建树的学者进行学术演讲,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局、全国各地博物馆代表以及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百余名学者和学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会场
会议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致辞。王巍所长讲到将考古所发掘、收藏的“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商、西周玉器进行展览,能更好地回馈社会;同时玉器有更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个论坛配合展览能很好地推动公众对玉器的认知。
王巍所长致辞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女士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学者表示敬意和感谢,赞扬此次学术报告会为更好地推出展览,研究、展示、传播玉文化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平台。
于平副局长致辞
上午报告会由郭大顺先生主持。
香港中文大学资深教授杨建芳先生以“丰富典型 内涵深奥――参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商周玉器展札记”为题介绍了他对展览展出的商周玉器的认识。杨先生认为展览内容丰富,出土墓葬规格高,囊括了商代、西周玉器精华。杨先生讲述了八点认识。一、西周玉器的雕工比较精致,掏膛技术较高,镂空的锼锯技术已经较为成熟。西周在玉器创造方面有较大发展,有些题材与商代不同。二、殷墟第四期文化(商末――周初)的玉器与妇好墓玉器风格不同,可以单独成为一期。三、晚商――西周的部分艺术造型如虎头怪鸟等是研究古代神话、宗教极好的资料。四、从开片工艺来看,晚商――西周已经存在片切割、线切割技术,但陀切割尚未开始应用。五、周人崇凤意识的凸显。商人玉器中多为龙上、鸟下的造型,而周人玉器中多为龙下、鸟上的造型,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周人崇凤的意识。六、西周出现组玉佩与缀玉面幕,组玉佩以璜为主,缀玉面幕流传地域广,时代长,应是规范化的制度。其中缀玉面罩的功能还需考虑,是否有可能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七、某些玉器如玉鹿佩是商周玉雕分期的标尺,玉器也可以成为断代的标尺之一。八、展出的部分玉器如玉鹰首笄是石家河文化玉雕的演变。石家河文化系统的玉器延续时间很长,可能延续至春秋晚期。
杨建芳教授演讲
台南艺术大学黄翠梅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璜组佩与梯形牌联珠串饰”。黄教授梳理了玉璜组佩、梯形牌联珠串饰两种项饰的发展脉络、流行地域以及它们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玉璜组佩主要盛行于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宝鸡地区极可能是西周玉璜组佩的发源地。约在商周之交, 国贵族及其先祖率先将红玛瑙珠、绿松石珠和齐家文化的扇形素面玉璜搭组配成单璜组佩。到了西周早期晚段,玉璜组佩逐渐向渭河下游及晋南地区发展。到了西周晚期,玉璜作为组佩主体的地位充分确立。黄翠梅教授认为这种以醒目的方式凸显各色珠管与淡雅玉璜间的对比的配置,既是在外来元素刺激下的崭新设计,也是以源自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玉璜项饰及其派生对象为基础的交流和凝聚过程中的发展变异、记忆重建与认同回归。
黄翠梅教授演讲
梯形牌联珠串饰主要出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周各国女性贵族墓葬中,其中又以晋国、国以及芮国一带出土最为密集。在西周早、中期阶段,梯形牌联珠串饰的配置以骨质或石质的梯形牌提领多股珠穗穿缀红玛瑙珠、绿松石珠和海贝或石贝为主。到了西周晚期,迎合中原品味的梯形玉牌应运而兴,青玉质的珠管也逐渐成为搭配红玛瑙珠管的主要组件。以梯形牌e领数股多彩珠穗垂挂于女性贵族头侧或肩侧的现象显示它们可能与女性贵族的地域文化背景或原生族属有关,其来源可能与大漠南北的头饰传统有所联系,它的材质组合及装饰设计的转变则反映了梯形牌联珠串饰一系列“中原化”的过程。
下午报告会由北京大学刘绪教授主持。
会场
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女士以“从《天地之灵玉器展》谈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华夏大地”为题,讨论了“神祖面纹”玉器、“鸟立高柱”母题、“胚胎式玉雕”的流传以及玉礼制的一些转变。
自公元前5800年以来,长江中游高庙文化、下游河姆渡文化分别出现的“羽翅”、“咧嘴獠牙”、“‘介’字形冠”、“对鸟”等纹饰元素,日后逐渐融合发展成特殊的“神祖面纹”;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末期至第二千纪前期,神祖面纹分北、南两系,分别以玉质有刃器、玉质嵌饰或佩饰器为载体,流行于黄河流域与长江中游。在肖家屋脊文化(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高峰期,有“‘介’字形冠”、“羽翅”等元素的神祖面纹玉嵌饰曾高度发展。
邓淑苹研究员演讲
“鸟立高柱”母题在新乐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肖家屋脊文化中都有体现,还见于商代、西周许多圆雕、片雕的鸟形、鸟纹玉器上。这样的“鸟立高柱”母题,从长江中游向北传播,与上述的“神祖面”具有多样性的融合。
约在公元前三千余年时,华东多处出现“胚胎式玉雕”(“C形龙”、“猪龙”),随着红山文化等的消沉,这类胚胎式雕刻似乎也淡出历史舞台。但是,当公元前1300年左右,本属东夷的商族在黄河中游茁壮后,“胚胎式玉雕”因子再度复活,仍明显地分作二式,可能分别为“龙”与“虎”母题。
邓淑萍女士还讨论了玉礼制的变化。盛行于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的璧琮组配玉礼制,被周族的圭璧组配所取代。商、西周两朝,玉戈逐渐成为玉质带刃器的最大品类,也成为贵族身份权力的象征,制式化的玉戈就是尖首圭。这其中的原因都还有待深入探索。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女士以妇好墓出土的玉兵器和装饰品为出发点,结合甲骨文和文献记载,重点梳理了玉戈、玉戚、玉钺,玉笄、玉梳的发现、使用,为我们科学地复原了妇好的形象。
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出土的玉戈尺寸多在20――40cm之间,也没有实战痕迹,应不是实用武器。玉戚、玉钺的尺寸多在20cm左右,也不是实战武器。妇好墓出土了2件s,杨晶女认为它可能是弓箭的组成部分,也许说明妇好善骑射。
杨晶研究员演讲
妇好墓出土的玉饰品非常丰富,杨晶女士着重考察了玉笄、玉梳和镯形器的发展、演变。玉笄为头冠类的饰物。妇好墓仅出土了2件玉梳,在晚商时期中小型墓不见,它可能是身份的象征物。杨晶女士将妇好墓出土的镯形器与红山文化中的镯形器孔径进行比较,发现前者比红山文化中男性所戴的镯形器孔径尺寸还大,也许可以推测妇好骨骼比较粗壮。
社科院考古所朱乃诚研究员从妇好墓出土的鹰笄出发以“企立鹰玉笄首的年代、形制演变和文化传统”为题讲解了企立鹰玉笄首的文化传统。朱先生所讲“企立鹰”,是指形制与纹饰表现像企鹅站姿那样的鹰。“笄首”是指笄的首部,其下端通常为榫头,以便插入有机质的笄杆中。企立鹰玉笄首实际上是笄首的装饰部件。与妇好墓出土的企立鹰玉笄首形制相同的玉器,目前已发现10多件,出自新时期时代末期至汉代的墓葬中,长达约2000年。
朱乃诚研究员演讲
朱先生考察了14件企立鹰玉笄首,结合出土年代,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总结其形制演变规律。朱先生根据翅膀相接的状态企立鹰玉笄首分为角形相接、相叠2种,翅膀角形相接的企立鹰玉笄首年代早于后者。朱先生最终将企立鹰玉笄首的发展划分为六大阶段。第一阶段鹰的形态有生动与草率两种。鹰笄首的形制分有无榫头的两种。但都比较短粗,是严格意义上的鹰笄首。第二阶段鹰的形象十分逼真,喙、鼻、眼以及胸、腹、腿、爪、双翅、尾羽等特征分明,刻纹精工,细部纹饰表现丰富,是企立鹰形象最为成熟完美的形态。第三阶段鹰的首部与双翅、尾羽等纹饰开始简化,出现双翅翼在背部呈斜十字相交的特征。第四阶段鹰的鼻孔与尾羽刻纹消失。第五阶段鹰首特征不明显,钩喙变为平直喙,双翅翼刻纹简单。第六阶段仅见鹰首轮廓与生硬的双翅刻纹。第六阶段之后的企立鹰玉笄首继续演变,表示鹰首轮廓和双翅翼这两种企立鹰最基本的特征消失。整体而言企立鹰玉笄首器型由短粗向细长转变,形象生动发展到精雕,后逐渐简化,榫头从笨拙发展到精工,最终榫头和玉笄融为一体,榫头消失。企立鹰玉笄首最初见于中原地区、江汉地区,推测其源头应在中原地区。朱先生提出这对于探索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历史与文化,尤其是探索夏形成时期的玉器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做报告总结。李伯谦先生赞扬该报告会代表了目前玉器研究的高水平,阐述了以下几点认识。一、应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玉器值得学习。二、对玉器的工艺研究应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三、应适当地注意文献研究。四、将艺术史等理论方法运用于玉器研究,不能局限于考古的程式。五、注意玉器研究史的研究。六、无论是研究各种专题,都需要视野广阔。
李伯谦教授总结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女士在结束语中提出期望,希望博物馆能与研究机构一起努力,分享最新的学术成果,将考古成果更好的展示,以回馈社会。承办单位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张树伟先生感谢了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对各方支持表示深深的谢意。
报告会上文博单位的学者与各报告主讲人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孙丹 摄影:季连琪 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