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管理學理論與實踐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加入WTO之後，將更為廣泛地與世界融合.經濟的融合必將導致管理文化的衝突，因為西方管理追求的是卓越，而東方管理追求的是和諧.西方管理堅持人的個性的自由和張揚，認為人們的一切思想和感情都取決於人的肉體感受性、追求個人的物質利益是人的本性.其結果必然導致人的個性充分張揚，可能會以損害他人的利益為代價.東方管理則從研究人的欲望和需求出發，基於社會上每個人都能按照群體利益來適當節制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分工協作，和諧進步，從而提出執中求和的主張[1].這不但體現了東方文化追求和諧的特徵以及其在管理上產生的影響，同時也為東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提供了理論淵源.
令人欣喜的是，西方管理學正經歷着向東方管理思想的歷史回歸，正如蘇東水先生所說：東方管理文化的偉大復興將在新世紀實現.
1問題的提出東方古典管理思想是以中華傳統管理文化為主要內涵的一種博大精深的管理理論，具有包容性、人本性、系統性、創新性、柔和性、服務性等特點，是在總結中華管理實踐與理論探索的基礎上形成的一整套思想體系.應該認識到：一套管理理論，或一個管理思想，既然來自於又服務於一定的經濟活動，無法避免地會帶有特定的文化背景色彩.
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古典管理思想就是以中華優秀傳統管理文化為核心，不斷汲取包括西方管理文化在內的世界各民族管理文化之精華的開放系統.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文明進程中，以博採眾長的開闊胸襟不斷提煉和整合東方各國優秀的管理文化，並通過對中國古代眾家學說思想的揚棄，提煉出具有現代價值的管理思想，形成了東方管理學理論體系.該體系認為，未來適應全球化信息時代的管理科學體系，將是融合了東西方管理理論的有機體系[2].
畢竟，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西方管理已經在重理性、重科學的道路上走了很遠，並推動了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但與此同時，它缺少人情味的一面也越來越隨着時代的進步，日益顯現出來[3].
另一方面，東方古典管理理論體系所包容的內容要遠遠超過西方管理.西方管理在企業微觀管理理論與實踐方面，的確走在了東方人前面，但是它們的管理理論體系中很少涉及關於人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內容，必須依靠東方管理的不斷探索與發展來彌補.
另外，東方管理的治國論與治生論中有許多思想對於現實都有着十分巨大的指導作用，其主要使命在於協調人際關係，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使無謂的內耗降低到最低限度，從而產生和諧的內聚效應，以群體合力向外競爭.所以對於如何在新經濟運行條件下，保持管理活動的合理性，並使之更加適應時代要求這一亟待解決的要務，恰恰給了東方古典管理思想一個升華發揚的契機.
2東方古典管理思想精華許多東方古典管理思想是富有見地，值得借鑑的.雖然多數這類思想都體現為一些零散的表述，但幾乎涉及了管理學的各個方面.就樸素的管理思想體系而言，無外乎都與管人(待人、用人、使人)和管事(決策、控制)有關[4].
2.1管人
仁者，人也.###孔子的管人的思想.不論是古典管理思想，還是現代管理理論，無一例外的將人作為管理活動的中心.一切社會系統運行，都離不開人的服務、人的勞動和人的管理.甚至有的管理學者認為，管理就是為人服務的.東方古典管理思想也恰是以此為基調，發展延續下來的.孟子有云：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他還特別強調了人和人心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些都深刻體現了儒家思想中原始的人本主義思想，已經具有了人文關懷的精神[5].
呂氏春秋%士節中說：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其意思是說：賢明的領導者把精力主要放在求賢用人之上，而管理具體事務上則採取超脫態度.當然對於如何用人，存在不少原則.戰國初期，政權仍為貴族封建主壟斷，廣大下層士人要求參與政事的呼聲日高.對此，墨子以尚賢作為理論基礎提出了使能以治之的任人唯賢原則，指出用人應當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尚賢中)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而舉之(尚賢上)，進而提出了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尚賢上)、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尚賢中)的用人主張.而唐太宗李世民的人人可用思想至今也是值得借鑑的.他在帝范%審官篇中提出：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其意思是說對聰明的人，用其謀略；對愚鈍的人，用其力氣；對勇敢的人，用其威勢；對膽小的人，用其謹慎.這是一種極為重要的用人理念，體現了選擇性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着眼長處.人人皆有長處，先看其長，就能充分利用其長，發揮其長.同時，長處擴展了，短處也就會相應地受到制約.管理者選拔任用人才的目的是實現一定的目標，因此只有先看其長才能發現一個人的才能和專長，不至於埋沒身邊的人才.(短中取長.管理者在用人時，不僅對一般人要看長處，而且對於短處明顯的人也需要短中取長，所謂物盡其用，人盡其才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避短用長.也稱為揚長避短.
任何人都有長處和短處，就是對於一個一無是處的人，也有其長處可用.管理者的知人善任，把人才放到能充分發揮其長處的位置上，避短揚長，就能形成合理的人才結構.
毋庸置疑，人的行為背後總是潛藏着某種心理狀態，這一心理狀態只能通過人的具體行為顯現出來.那麼在管理過程中激發人的行為，從而作用於人內在的心理，便可以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6].
探討如何激發人的行為，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人的行為的內在動機是什麼.所以激勵從一開始就具有其心理學理論基礎.就中國古代來講，孔子對人性性相近，習相遠的理解比較接近於客觀事實，但仍未脫離混沌狀態.
其後經過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分解而得以具體化(見表1)：
表1性善論和性惡論比較
孟子性善論
1.孟子沒有研究人的自然性，只研究人的社會性，並把它說成天生是善的；
2.孟子認為人性中具有先天的善端，仁、義、禮、智是這些善端擴而充之的結果；
3.孟子特別強調人性的自我發展，特別強調從內部接受禮義的可能性.
荀子性惡論
1.荀子既研究了人的自然性，也研究了人的社會性，並把它說成天生就是惡的；
2.荀子認為人性中具有先天的惡端，仁、義、禮、智是這些惡端被矯飾和優化的結果；
3.荀子特別強調限制人性的自我發展，特別強調從外部灌輸禮義的必要性.
顯然，孟子是主張性善的，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是人生來就有的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在這裡運用了水往低處流這一自然現象來證明人性趨善的必然性.只是說不可避免的留有擔憂的人，特別是小民往往因物慾的蒙蔽而失去善性.那麼，仍保持善性的君子就應該用感化教育使他們重新認識善良的本性，轉變成為符合統治者要求的順民.所以，教化手段比之其他行政強制手段，甚至是嚴刑峻法來說更能治本.並將其稱作：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
而荀子卻不然，他按照當時的社會實際，改造了孔子的禮治思想，把混亂局面歸結為人性的惡，認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荀子%禮論)人們的相互鬥爭打破了整體和諧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荀子%禮論)所以主張用制度約束人的非分之想，保護人的正當需要，避免人類社會在經久不息的混亂中滅亡，這種站在人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論述禮的正當性的觀點是極有見地的[7].
無論是性善論，還是性惡論，都具有其合理性，但並不完善.確切地說，是將具體化的東西進一步極端化了.這就導致其各自管理思想的單一化.那麼，按照因時而制原則，商鞅認為不能籠統地推崇德治或法治.他說：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偽.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商君書%開塞)也就是說應該根據民眾的素質來確定統治方針，當民眾處在巧以偽的狀態時，用德義來感化教育不僅無濟於事，反而會造成民眾的放縱.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商君書%開塞).
因此，商鞅提出的方針是：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一刑勸，求過不求善，籍刑以去刑.(商君書%開塞)同樣，按照因人而治的原則，韓非倡導人性自為的自然人性論，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人性無恆善恆惡之分.
性惡之人並非本性所至，而僅僅是為利益所驅，所以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韓非%八經)這便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權變的管理思想.
2.2管事.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孫武.
管事主要涉及決策和控制兩個方面.
決策，作為管理的基本職能之一，在管理學作為系統理論發展起來之前，都是以經驗決策的形式而存在的.由於主要依靠管理者個人素質做出決斷，加之所能處理的信息量有限，一般來說，這種決策更傾向於定性不定量的決策.也就要求決策者在廣泛的實踐中不斷總結，正確反映出事態發展的客觀規律[8].當代行政學者林布隆提出過理性決策的觀點，即要求決策者必須具備理性決策者的素質，顯然是一種過於理想化的模式，不符合決策的實際情況，當然也就無法順暢的實施.
決策是動態的過程，不可能給管理者帶來一勞永逸之便，所以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根據勢態的進展及時做出調整，簡言之就是因勢利導.戰國時期，孫武就曾說過：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篇)
很明顯，孫武這裡強調運用虛實手段而制勝的根本條件是勢.高明的管理者，能夠最大限度的利用優勢，避開劣勢，如同水向低處涌流，不可阻止一樣.而將這種思想繼承並深化的便是西漢的賈誼，其所著新書%過秦中，進一步發展了因勢而變的管理決策思想，他明確指出，管理者制定方針政策，應因時而變.正如打天下和治天下不能採用同一個辦法，即取與守不同術，他又以秦的統一和滅亡的歷史經驗為訓，指出秦始皇之所以能夠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是因為自戰國以來，天下戰亂已久，人心思定，嬴政能順應時勢，採取併兼高者詐力，用詭詐、物理等手段進行兼併戰爭，才達到專威定功，統一六國，奪取天下的目的.秦朝建立以後安定者貴順權，應順應統一後的時勢，相應的變更統治政策.
但是，秦始皇在統一之後，看不到進取之時去矣，併兼之勢過矣(新書%時變)的形勢，統治策略不變通，治國方針依然是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新書•過秦中)，繼續採用併兼者高詐，結果是以暴虐為天下始，導致陳勝、吳廣揭竿而起.賈誼從秦朝成功和失敗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得出取與守不同術的管理決策思想.
那麼如何才能保證決策目標實現的同時，確保組織相對的穩定和有序的運動，這就必然涉及到控制的問題.通常來說，有效控制要求決策者必須把握適應性、適時性以及適度性3個原則.
除此之外，還有關鍵點原則.所謂事無巨細，畢陳於前.若網在綱，振之則舉，馳之盡廢，也正體現了這一點.
作為管理者個人來說，其能力、時間都是有限的，所以控制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應該是選擇控制的關鍵點.畢竟關注決策執行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既浪費時間，又耗費精力.因此應當把注意力集中於決策執行中的一些主要因素上.事實上，控制了關鍵點，也就控制了全面.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深知自己雖然擁有無限的權力，但無法獨自一人處理好天下所有的事情.因而他批評隋文帝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認為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與其向隋文帝那樣勉強去做根本做不好的事，不如廣任賢良，集思廣益，而君主之需要真正懂得治理天下的道理，致力於在國家大政方針上就足夠了[9].
3東方古典管理思想的今用探究古典管理思想，其用意並不是單純局限於學術研究，不是為古而古，而是在於理論的升華、實踐的借鑑，在於古為今用.着眼於東方古典管理思想中可資借鑑和有啟迪作用的思路、觀點與理論等，站在更高的思想境界上去思考面臨的問題，對於我們今天的現代管理是大有脾益的.東方古典管理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很高的借鑑價值，其現代價值主要體現在：
3.1東方管理思想將對整個管理世界的發展做出貢獻.
管理作為高度理性的運動，要求管理者必須具有清晰的理性精神.而民族理性精神一般是由民族文化傳統薰陶出來的.東方古典文化的顯著特徵是理性主義，不論是儒家思想，還是道家、法家的思想，都具有極強的理性精神，從而與神性文化有所不同.由於其本質思維特徵，使中國傳統思維帶有明顯的直觀理性思維特徵.直觀理性又可以直接滲透到事物的內部，而理性思維則能幫助人們找到其運行軌跡，所以也就構成了現代管理基本方法論的基礎.
追溯東方古典管理思想的發展線索，不難發現，先秦諸子百說是典型的理性思維的集中產物：儒家的人本思想、道家的辯證思維、法家的權變觀念等都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理性精神的實質.那麼，對於現代管理思想而言，如果缺乏這種最起碼的理性精神，那就必然會失掉向現代文明轉軌的可能性，換言之，正是有了民族理性精神的支撐和推動，才使東方古典管理思想的精髓得以傳承，從而更加契合時代的要求，歷史的召喚.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二戰以來西方管理界一直在加緊吸收東方管理的智慧，生態管理、綠色管理、可持續發展管理是現代人對古老東方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歸.創新管理、跨文化管理等，其實質就是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人為為人的網絡管理.
3.2東方管理代表了管理人本化的發展方向.
眾所周知，中式管理和西式管理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中式是以人為本，更講究人情味和人性，而西式則以工作任務為中心，更講究規範和秩序.對人性和情感的關注，乃是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的第一原則.而這一觀點的集大成者當首推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其仁學的核心是修已與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已；誠以待人；和以待人；關心、愛護、尊敬人；以德服人等.
以中國古典文化背景下的人為中心，讓管理學能夠貼切於人性的特點，一方面提倡人文關懷，另一方面也強調通過對人的關心來提高工作績效.可能有人會覺得這是對傳統文化的顛覆，但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對傳統文化應該有不同的解讀，它必須能融入到新的時代中，才能顯示它的生命力.所以東方管理強化了管理的人性、整體、共生、人為為人的管理價值，使得管理正進一步走向整合化、柔性化和人性化.東方管理還是無形資產管理的精髓.無形資產在對人的管理上，與東方管理的人為為人學說殊途同歸.
人為即要求每一個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為修養正人必先正己，然後從為人的角度出發，來調整、控制自己的行為，創造良好的人際關係和激勵環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夠持久地處於激發狀態下工作，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發揮.人為與為人二者具有辯證關係，互相聯繫並且可以轉化.
這一轉化過程體現在家庭、行業、國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為的素質，其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而發展到現在，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滲透到管理實踐領域，集中體現為人本管理.並已經發展成為現代管理原理中最主要、最基礎的原理.同時有這種人本管理所體現出的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精神，將對我們的管理活動產生長遠的指導意義.
3.3東方管理有助於實現管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整合.
經權觀是東方古典管理思想對管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概括.經是指變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遵循的穩定原則；權指應變的權宜，即根據時空和態勢的變化所體現出的機動性.經權觀點含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已經被認為是現代管理權變理論的重要思想源泉.無論斗轉星移，還是四時更替，一切客觀事物都處於發展變化之中.這種勢態的變化既不會停止，也不會重複.那麼處於這樣一種複雜多變的環境中的管理者，只有不斷提高自身的應變能力，並帶動整個組織隨着實際變化而變化，才談得上生存和發展.正如前面孫武虛實篇中揭示的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處於不斷變化的樸素規律一樣兵無常形，水無常勢，是在告誡人們不要犯思想僵化的錯誤.
以往取得成功的經驗，不一定能夠完全照搬到今天，因為今天的形勢與環境不會與昨天完全一樣的.所以，沒有放之四海皆準的的管理方法，即沒有永遠最優的管理方法，任何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技巧總是相應於特定的管理對象和外部條件.更進一步來講，由於經權觀點的根本特點在於主張權不離經，推崇執經達權的管理境界，這也就與現代管理活動所追求的信條相吻合了.
3.4東方管理思想可以避免個人主義的失誤，營造和諧氛圍.
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之道必然經歷人身、體制和心靈等3次解放，而東方管理思想可能在第3次解放中發揮重大作用.東方管理文化倡導人生健康、成功，實現身與心、人與人、人與組織、人與環境的和諧統一，是對東西方文化整合的促進.在實踐中，儘管管理主體與管理客體之間的矛盾有各種不同形式，涉及不同對象、領域，反映不同的內涵，但是，它們之中絕大多數都是非對抗性矛盾.這些矛盾的雙方雖然相互對立、鬥爭，但在一定條件下又相互依賴.處理這些非對抗性矛盾時，不能用矛盾一方吃掉另一方的辦法去解決，否則，就會激化矛盾，使管理陷入無序、混亂局面.由此可見，處理大量非對抗性矛盾，應該突出矛盾的同一性，使矛盾雙方處於和諧狀態，從而使管理在有序的狀態下進行.和則是調節這些矛盾關係的良方.如果這些關係的任何一方都能人和為貴，那麼，整個管理系統就達到了管理的理想目標：人和.有了人和，人與人之間就能夠相互溝通，相互理解，人們的各種需要就能夠得到滿足，各種矛盾都可以化解，任何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4結束語
作為東方各民族改造自然活動的物質和精神成果，東方管理思想極大的推動了整個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應該說，缺少了以中國古典管理思想積累發展起來的東方管理思想與理論的貢獻，整個世界管理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將會受重大的損失.當然我們欣喜地看到，東方古典思想的理論體系已經基本形成並已經得到了進一步的應用和推廣，所以有理由相信，東方古典管理偉大復興的時代即將到來.
禮的精神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一個人道德修養的重要部分
不知禮，無以立(論語•學而)
這是孔子對人的最起碼要求.孔子強調人們應該以禮待人。
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惡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論語•八佾)
以恭敬的態度施行禮，上下級應該互相體諒.孔子認為禮作為社會交往的原則十分重要：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
和是和諧之意，調和兩個人之間不和諧的地方，使人能和睦相處，反之，沒有禮的約束，社會生活就會失去平衡，就容易發生一些道德失范現象.仁的精神是求得理想人格，用愛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念來協調自我與他人、社會的關係；禮的精神是調整和規範人們之間的矛盾分歧，加強外在約束，使社會生活能夠有序地進行.
孔子還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
這就是說，一個人只有通過音樂才能真正完善自我，儒家文化是一種禮樂文化，它用禮與樂的相輔相成來追求秩序與和諧的統一，並以此作為社會發展的理想目標.禮樂在古代社會發揮着國家管理的功能，是社會協調發展的制度性保障.禮的功用是經國家，定社謖，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左傳).禮規定了每個人在家庭、社會、國家中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以及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具有社會政治法度和倫理道德規範兩方面的內涵，可以用來治理國家，安定社稷.樂是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在內的綜合藝術，是多種聲音、情感、動作的和諧統一，可以抒發情感，調節性情，感化人心.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禮記•樂記)
儒家認為禮的本質是序樂的本質是和.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記•樂記)
所謂和，意味着和合、和諧；所謂序，則意味着等級、秩序.和諧與秩序是對立統一的.世間既沒有一個無序而和諧的現象，也沒有一個不和諧而能有序的事物.一個社會，如果一味強調有序而不注意和諧，將有走向專制的危險；反之，如果專求調和而不講秩序，則有面臨解體的隱憂.荀子在樂論中提出：禮和同，樂別異.這是對禮樂的功能及其相互關係的最好註解禮和同就是要求人們要按照禮制規定，貴賤有等，上下有序，各有其位，各稱其事.樂別異則是運用詩歌、音樂、舞蹈等形式來溝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思想感情，調節彼此之間的關係.禮使得社會上下有別，長幼有序，各有差等，遵循這種等級關係，就能達到社會穩定的目標.樂是禮的輔助，是使禮得以正常運轉的潤滑劑[5].兩者相輔相成，才能共同維繫社會的安定與和諧.
中國的哲學思想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不竭的智慧源泉，作為一種完備的思想體系，其精髓和活力所在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中國的傳統哲學有着非常豐富的關於融合、和諧、和睦、和平的思想.在當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充分吸收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傳統文化中的養分，為全面構建新型的和諧社會提供有益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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