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形成以1905年由邓实任主编，章太炎、刘师培等撰稿的《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为标志。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苏东水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东方管理，在长达30年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
的“三为”管理思想。东方管理学是以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不断汲取世界各民族管理文化的有益成份、融合古今中外管理精华于一体的、立足于中华民族特质和管理实践的开放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东方管理学的精髓是什么？国学的内涵是什么？它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东方管理学的内涵
（一）东方管理学概述东方管理学是研究古今中外管理理论与实践，及其运行规律的现代管理科学，它扎根于中华文化，是一门融合东西方管理思想精华的新学科。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东方管理学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结构。
东方管理学的体系可以总结为五个字：
“学”（三学）、“为”（三为）、“治”（四治）、“行”（五行）、“和”（三和）。东方管理学以体现东方管理文化本质特征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在中国管理、西方管理和华商管理的基础上形成了治国、治生、治家和治身的“四治”
体系；以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为核心，包括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五行”
管理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并提出其管理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贵、和合、和谐。
（二）东方管理学的精髓东方管理学派认为管理的本质就是“人为为人”，这也是东方管理学的本质与核心所在。东方管理学的精髓便是“人为为人”。“人为为人”是指“每个人首先要注重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身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人为为人”从管理行为的主体、客体以及相互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古今中外一切管理行为的本质。
国学的内涵及其研究范畴
（一）国学的内涵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原指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太学等。而现时的国学含义为何，各界看法不一。有的说是中国经典形态的学术体系，有的说是与国人生活密切结合的传统文化，还有的认为是上述两说的并列综合。国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学问？现代的学科分得很细。有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哲学里面又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等，但国学应该归哪一学科呢？国学包括了文、史、哲，政、经、法等许多内容，是个综合的学科。因此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国学很难作为单独的学科。
笔者认为给国学定义很难，国学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国学是一个包含多学科的开放性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征相适应的学术体系。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学问都叫作国学，那范围就太大了，应该要把国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传统文化里。
（二）国学的研究范畴国学的内容，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国学，应指中国学术文化的精髓，而非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章太炎发起成立的国学振起社，所发国学讲义共分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6册内容。在《国故论衡》一书中，章氏以“国故”概括国学的主要内容与文献典籍。在章太炎眼中，“国学”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正统高雅文化的学术活动，有时则混同于“国粹”。若按此，国学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所在。
在当今社会，更多的学人是从广义来理解国学的，认为国学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季羡林先生提出“国学”应包括传统的学问、知识，也应包括传统的道德、礼仪、规范，以及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民族精神。张岱年则指出，国学的内容包括哲学（包括宗教）、史学、文学（包括艺术）、政治经济学（包括军事）、科学技术学（包括天文、算学、地理、医学、农学、工艺等）。人大国学院以经史子集为主体设置必修课，并开设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一类的选修课，所持有的也应是广义的国学概念。
近现代文化史首倡“国学”的是章太炎。章太炎的“国学”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各种学术门类，而哲学又包括中国古代儒、释、道和诸子百家的各种不同思想和学说，因此，章太炎“国学”实际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总称。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在指出先秦诸子学说是中国文化基础的同时，是以佛教文化视点进行文化整理、以佛学为基础，率先把先秦诸子学说和佛学放在了一起。由此，佛学第一次成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儒、释、道、法、兵、阴阳六大家的雏型初具，而这也构成了时下国学热潮中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国学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那它与东方管理学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呢？
东方管理学与国学的联系区别
（一）东方管理学与国学的联系从本质上来讲，二者都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这是它们的共性。管理学的真正精髓就是一种文化的互动，而国学就是文化，古今能够实现交流是因为几千年的跨度背后，人际互动的经验和道理，未必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从文化传承角度看，东方管理学与国学归根到底都是在东西文化的交流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思考如何正确对待本国已有的文化传统，如何继承和发扬本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进而服务于如何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国家。
其次，就二者的内容而言，作为东方管理学根基之一的中国管理学与国学的研究领域存在着很大的交集部分。东方管理学根植于东方管理文化，光辉璀璨的中国管理是东方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易经的阴阳学说、道家的无为学说、儒家的仁爱学说、佛家的慈善学说、兵家的用人学说、法家的崇法学说等，都是东方管理学深入总结、提炼和进行现代化创造性转换的基础。以章太炎的“国学”概念而言，其实际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总称，在章太炎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一直把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简称为“国学”，儒、释、道、法、兵、阴阳六大家成为国学研究的重点，而这也构成了时下国学热潮中的主要内容。因而，二者在内容上有诸多的交叉。
再次，在研究方法、手段上两者也可以相互借鉴。二者都是交叉的综合性学术体系，其多学科性决定了二者在研究方法上综合采取各学科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客观上也为二者在方法的借鉴上提供了可能。
最后，东方管理学与国学都强调“德”，都追求和谐。东方管理学核心理念中包含“以德为先”，《论语•为政》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强调道德对治国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引申到管理学中，道德是在管理实践中起主导性作用，修己安人是带有根本性的管理方法。东方管理学和国学都强调学科的研究目标在于和谐，国学和东方管理学是内在契合的，本质上相通的，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
（二）东方管理学与国学的区别首先，东方管理学与国学的学科性质是不一样的。东方管理学属社会学科，而国学属人文学科。学科性质的不一样，导致两者间诸多的差异：就研究目的而言，一是以指导管理实践为目的，一是以文化传承为目的；就研究导向而言，一是以指导实践为导向，一是以理论研究为导向；就研究策略而言，一是以客位研究为主，一是以主位研究为主；就研究者而言，一是以管理学者为主，一是以文化学者为主；就研究着眼点而言，一是以提升企业实践为主，一是以文化传承与发展为主；就学术素养与学科训练要求而言，一要有扎实的现代管理学基础，一要有扎实的文、史、哲基础；就研究侧重点而言，一是以文化与管理实践的嫁接为重点，一是以研究古代典籍为重点等。
其次，最明显的区别莫过于研究视角的不同，东方管理学是研究古今中外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及其运行规律的现代管理科学，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从古今中外的管理文化中萃取出服务于现今的管理理论，而国学研究的视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文明遗产，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官方主导的思想文化，也包括官方意识形态以外的非主流思想文化、一般知识和历史经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研究管理文化。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国学的研究范畴又要远胜于东方管理学。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尽管二者同属交叉型的学术体系，但毕竟整体学科性质不一样，研究手段和方法亦大相径庭。国学研究以定性为主，其学科艺术性更强，而东方管理学则是科学性与艺术性并重，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东方管理学研究方法既包括传统的随时熏习法，知类通达法，还包括西方的演绎法、归纳法、计量分析方法和博弈分析等方法。而国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随时熏习法，知类通达法和离章辨句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史诗互证法，西方的演绎法、归纳法等。其主要区别可参见表1。
东方管理学与国学的互动上述的区别并不妨碍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东方管理学和国学进行研究，两者皆扎根于中华文化，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两种学术体系，以求互补、共融与发展。
国学在今天并不仅仅是把传统的文化研究好就行了，它要面对西学甚至面对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因为今天是一个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国学要真正有生命力，就要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文化中一切营养物质，创造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先进的文化。东方管理学作为一个以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不断汲取世界各民族管理文化的有益成份、融合古今中外管理精华于一体，开放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更应该把握中西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与国学在文化多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互动、互补、共融、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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