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醫藥報 不同時期疫病理論的普適性在于堅持了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原則，而其特殊性則是在原有辨病與辨證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新的辨病與辨證的思路與方法，整個創新發展的趨勢使得辨病與辨證更加深入，更加準確，更加精細。
在原中醫溫疫病種（四時新感溫病）基礎上，以溫病病因學說為綱，結合現代醫學病因學內容，創新溫疫分類學，界定每一疫病的內涵，整理研究傳統有效方法與方藥。
中醫學有數千年的歷史，在與傳染病的鬥爭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體系。中西醫結合治療H7N9禽流感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中醫學的理論和經驗不僅能用於古代傳染病的防治，同樣也適用於現代傳染病。故進一步挖掘、整理中醫學治疫理論、方藥思想，使其在傳染病的防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十分必要。
中醫疫病理論發展三階段
【傷寒論】六經辨疫病
東漢末年疫病流行嚴重，當時中國社會發展基本狀態是：中原地區地廣人稀，氣候寒冷，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低下。當時，外感病的發病特點是初起惡寒症狀明顯，疾病發展呈現一定規律性。故張仲景以外邪六經傳變的方式總結其規律性。
【傷寒論】辨病使用二級辨病模式。首辨一級病名：傷寒，其涵蓋甚廣，主要包括了各種外感發熱性疾病。次辨二級病名：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傷寒六經辨證的辨病系統與辨證系統結合緊密，三陰三陽病即代表了傷寒病的六種類型，也反映了疾病病位的深淺層次。它們之間既有各自特點，同時又相互聯繫。
瘟疫學派重視病因特殊性
明末瘟疫學說之創立則是疫病理論創新的又一成果。而瘟疫、溫病學派醫家大多為江浙人氏，這與當時時代背景密切相關。江浙地區氣候溫暖潮濕，交通便利，商貿發達，人口集中，疫病發病特點不同於漢代。
溫疫學派是以溫疫立論來研究溫病防治規律的一大學術流派，以明末吳有性【溫疫論】為代表。其學術特點在兩個方面尤其引人注目：一為強調特殊致病因素。如吳又可的雜氣論、劉松峰的邪毒說、余師愚的時氣熱毒說等。二為重視儘早採用攻擊性的祛邪治療。如吳又可開創的疏利透達法，首用辛香雄烈之品，直搗膜原巢穴，並擅用汗、吐、下三法；余師愚長於清熱解毒，以清瘟敗毒飲為治溫疫諸證之主方；楊栗山重視火熱怫鬱，常將清、透、下、利諸法並施。此派各位醫家的理論與經驗，對於溫疫流行的防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且對後世溫病學家影響甚巨。
其辨病與辨證方法是：辨病則首辨一級病名：瘟疫（或溫疫），是對傳染性疾病的統稱（其涵蓋範圍較之『傷寒』要明確得多）。次辨二級病名：例如蝦蟆瘟、大頭瘟、絞腸瘟、探頭瘟、痘瘡、痢疾、爛喉痧等，這些病名僅代表某種特異性單一疾病。此時辨證與辨病系統開始趨於分化，疾病的命名也趨於精細，但尚無獨立於傳統辨證方法之外的系統、完整的，辨病論治體系。
溫病學派形成完整辨證論治體系
溫病學派誕生的背景與瘟疫學派類似，但在前人基礎上，其理論進行了更進一步創新。
清代中葉，溫病學家以葉天士為代表，溫病學說的辨病與辨證方法：首辨一級病名：溫病，是外感發熱疾病的統稱（其範疇涵蓋較廣）。次辨二級病名：溫熱類溫病、濕熱類溫病。再辨三級病名：溫熱類的疾病有風溫、春溫、暑溫、秋燥、大頭瘟、爛喉痧、暑熱疫等；濕熱類溫病主要包括濕溫、伏暑、濕熱疫、霍亂等。每個病名只指某類特異性的疾病，並將疫病完全納入溫病的體系。
辨證體系為衛氣營血辨證和三焦辨證等，其辨證名詞與病名不再關聯，辨證與辨病系統已完全分化，疾病命名更趨於精細，形成了系統完整的辨證論治體系。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中醫多以溫病學說作指導，來防治包括乙腦、流腦、流行性出血熱以及SARS等各種傳染病、流行病。
疫病理論面臨挑戰與機遇
2013年4月3號，『H7N9禽流感』走進公眾視野。4月17日，北京首例H7N9禽流感小患者康復出院。此病例取得成功的一個亮點在於中西醫結合治療：中藥銀翹散合白虎湯加減，結合達菲等西醫治療措施，將患兒體溫從40.2℃下降到36.8℃。但要強調的是，治療過程中的用藥加減乃是經過準確辨證後的處方行為，只有嚴格地中醫辨證論治才能藥到病除。
回首近兩個月的防疫戰，頗值得反思：由於中醫疫病防治體系尚不完善，學說眾多以及防治手段的局限性和方法單一，雖然國家層面出台的指南和診療方案對於中醫藥參與整個治療方案有很大影響並取得較好的效果，但發布的方案仍顯單薄。因此，整理古今疫病防治經驗，特別是近10年中醫藥防治疫病經驗，並結合當前傳染病防治實際，構建中醫疫病防治體系十分重要。
對疫病理論創新的思考
中醫學中的疫病學說與溫病學說是經歷了近兩千年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經過歷代醫家與疫病、溫病進行頑強抗爭才逐漸形成的。從這一發展歷程可發現，由於疫病有發病急、傳染性強、流行面積廣、病種複雜和病證不同的特點，所以疫病學的專著多呈一書專論一病，一病一主方的特點。
自【溫疫論】之後，疫病學專著在不斷總結臨床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相繼問世，但由於這些著作所論述的病種較局限，雖難以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卻為溫病學說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葉天士衛氣營血辨證與吳鞠通三焦辨證體系的形成，都是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完成的。正因為溫病學的研究範圍不再限於具有傳染性的溫疫，而是廣及所有溫病，其視野更為開闊，能夠綜合各種溫病的發生發展規律及辨治方法，在疾病譜上取其共性，所以最終形成了溫病學的理論體系，從而使中醫學的理論體系更為完整、豐富。這種由個性單向研究走向共性綜合研究的科學研究思路，無疑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在新形勢下，不斷出現的病毒性感染性疾病，對醫學界是個嚴峻的考驗。但我們應該注意到,中醫疫病理論在其發展過程中，除始終保持傳統中醫特色外，又吸取各時期中醫學發展的一些新思想、新理論，如傷寒、溫病等學說。可以看出，不同時期疫病理論的普適性在于堅持了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原則，而其特殊性則是在原有辨病與辨證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新的辨病與辨證的思路與方法，整個創新發展的趨勢使得辨病與辨證更加深入，更加準確，更加精細。
新中醫疫病防治理論亟待構建
當代社會的特點是人口高度密集，交通高度發達，多學科迅猛發展，對疾病的檢測手段與研究方法是以往所不能比擬的。隨着抗生素的廣泛使用，各種高致病性病毒不斷湧現，種類多、變異快。
現代突發病毒性流行性疾病的特點是發病迅猛、變化多端、死亡率高，多種不同的突發病毒性傳染性疾病具有不同的發病特點和演變過程。如愛博拉病毒、人禽流感等等，均顯示不同的疾病過程，其證候演變規律不是單純的傷寒六經傳變，或者溫病衛氣營血和三焦傳變，很難用單一辨證方法來概括處理，此其一。溫病衛氣營血和三焦辨證，對當今疫病理論有普適性指導意義，但對具體病種針對性不強，此其二。
因此，我們應分析疾病病機，審證求因，結合臨床判定使用一種或幾種辨證方法，將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發揚創新中醫瘟疫理論，提高中醫對於新型傳染病的臨床干預能力。
中醫疫病防治理論的構建，應基於以下兩點：
一是基本理論的重構。即溫疫（溫疫理論）與現代傳染病理論相銜接，形成一套病證結合模式下的疫病防治新體系。
二是辨證體系的完善。辨證施治是中醫疫病防治取得療效的基礎。當前各種傳染病屢屢發生，症狀多變，傳變複雜，以往因對新發急性傳染病臨床資料占有不夠，故對許多疫病傳變規律認識和歸納不清。
因此，必須研究新的疫病治療規律，同時汲取溫疫學派以及中醫理論研究中的新學說、新觀點。例如從醫學地理學角度研究新感溫病，重視嶺南溫病學派的學術成果。如嶺南溫病的研究重點是自然環境因素和生物環境因素與溫病發生的關係等，以構建適於新疫病防治的辨證體系。
筆者認為，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以溫病病因學說為綱，加強疫病分類的研究。傳統溫疫病種分類不能完全概括歸納當前傳染病，但如果單純以西醫病種的特點來描述疫病規律、在此基礎上進行中醫辨證，亦不利於中醫思維模式下對疫病發生的探索。
因此，在原中醫溫疫病種（四時新感溫病）基礎上，以溫病病因學說為綱，結合現代醫學病因學內容，創新溫疫分類學，強化實用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二是加強對疫病病變特點的研究。有學者認為，傳統的疫病如暑熱疫、雜疫，概念較籠統，定義不清，加上對疫病辨證體系的不完善，導致疫病的病證規律認識不夠深入，治療指導意義不強。
因此，細分疫病，界定每一疫病的內涵是認識其流變規律的前提。解決了以上問題，即可避免出現應對突發急性傳染病時，因辨證模式選用，疫病歸類的認識差異出現防治方案多樣的情況。
三是加強對溫疫派學術思想的研究。首先是祛邪治療原則，倡導清、透、通、利諸法並施這一重要的治療思想；關於寒涼藥物運用的時機、分寸、配伍等，應得到更充分的重視與更全面的闡述。其次是戴天章的【廣瘟疫論】表里辨證模式，雖然未脫離八綱辨證，辨治內容卻更為翔實與清晰，適於溫疫。
四是加強對疫病防治傳統有效方法和方藥的整理研究。當前的疫病防治更多集中於藥物運用，應重視古代豐富的疫病防治方案並進行深入研究，界定其應用環境、季節、個體體質等，在此基礎上推廣應用。
五是實用製劑的應用與臨床評價研究。必須開展傳統中藥的有效性評價，特別是預防藥物、服用劑量、時間，以及有傳統記載，現認為有一定毒性的中藥，必須開展安全性評價，以利推廣。
另外，中醫對高熱、驚厥、昏迷等危重症的救治，雖然目前有包括血必淨、清開靈在內的中藥急救製劑，但及時、有效的方藥和手段尚欠缺。傳統給藥手段亦不能滿足臨床需要，所以，該類注射劑等新劑型的研製尤顯迫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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