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渤海早報 1912年3月5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布通令【令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文】。通令要求國民『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有不遵者違法論』。『剪辮』遂成爲『革命』和『向新』的標誌,成爲一種時尚。然而在舉國上下大興『剪辮』之際,有學人卻反其道而行之,依然我行我素地留著一條長辮子。
王國維成爲這股『逆流』的最大代言人。王國維的生涯學問,大致可以辛亥革命爲界,劃分爲前後兩期:前期在思想學術上是維新派,以新學(西學)爲尚,嗜習哲學,專攻文學;後期則轉爲文化政治上的遺老派,回歸古學(國學),而以史學爲志業。
王氏應聘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之後,依然保留著作爲遺老標誌的小辮子。胡適晚年回憶王國維:『他人很醜,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爲他是個風流才子呢!』據說王國維的夫人曾勸他:『都到這個時候了,還留著這東西做什麼?』王答:『正是到了這個時候了,我還剪它做什麼!』聯繫他自沉前的那番話語:『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不難看出他的辮子具有一種爲故國『招魂』的意味。
辜鴻銘,這位『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被聖雄甘地稱爲『最尊貴的中國人』,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老夫子,終身拖著一條辮子。他說:『如果把地球看成是一個頭,各個民族看做是頭髮,那麼中華民族就是那條標新立異的辮子。』辜鴻銘視辮如命且美其名曰『這是我的護照!』並標榜自己是『老大中華最後一個代表!』1917年,辜鴻銘在北大教授英國文學。上課第一天他拖著一條大辮子,用絲線繫上,戴著一頂紅帽緞子裡兒的平頂瓜皮帽,大搖大擺地走上了文學院的紅樓。進教室後,學生們見他腦後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哄堂大笑。辜鴻銘不動聲色地走到講台上,向下面打量了一番,然後慢條斯理地說:『你們笑我,無非是因爲我的辮子。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腦袋裡面的辮子,就不是那麼好剪的啦。』一席話,讓所有人若有所思,從此以後,上課再也沒有人敢取笑他留辮子了。
孫德謙,江蘇蘇州人,精研經史,著名學人。孫德謙入民國後亦長期留辮不剪,二十年代任教上海政治大學時,腦後還拖著一條古色古香的辮子,令人頗發懷古的幽情,引得沒有他課程的低年級同學常來看寶似的一窩蜂追著欣賞。
從眾易,逆流難。王國維、辜鴻銘、孫德謙留辮子表面上看是一種可笑、古怪的行爲方式,實際上這是一種人格上的特立獨行。辮子在這些學人的眼裡已成爲一種符號,具有某種政治和文化的象徵意義,同時也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精神品格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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