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寶鋒：美國漢學界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缺失性』症候

  來源: 國際漢學研究

                        徐寶鋒：美國漢學界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缺失性』症候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8月23日第492期
        【核心提示】海外漢學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呈現為一種『缺失性』症候，缺乏一種本土的話語承繼性和自然性。這種『缺失』一方面使現代語境下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保持了一種闡釋的張力空間，另一方面也使本土與海外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者之間保持了一種彼此敬畏的心態。
       
        　　
　　海外漢學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為國內學界敞開了一個較為宏闊的國際化視野，一些漢學家充分注意到了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和影響，在研究中保持了一種較為客觀和理性的眼光，並在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中最大限度地克服了自身文化傳統的局限性。但這些漢學家畢竟是一些『內行的外國人』，欠缺本土學者的文化意識結構。海外漢學家（包括那些在西方學術體系下成長起來的華裔漢學家）在意識層面上有時可以完全是中國化的，但在潛意識層面，無法完全規避西方的學術訓練以及文化傳統對於其理論旨趣和觀點走向的掣肘。隨着文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深，中西之間的對話日漸頻繁，海外漢學和國內學界對於中國古代文論的差異性理解必將逐漸消除，不同理論形態的研究必然會共同助力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化轉型。
　　目前來說，海外漢學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呈現為一種『缺失性』症候，缺乏一種本土的話語承繼性和自然性。這種『缺失』一方面使現代語境下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保持了一種闡釋的張力空間，另一方面也使本土與海外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者之間保持了一種彼此敬畏的心態。
　　走出傳統文論研究的『套板反應』
　　中國詩學只是海外漢學家所吸收的眾多話語資源之一，很難說哪個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漢學家沒有主動或被動地接受過西方文藝理論譜系的影響。本土相對封閉的傳統話語環境在漢學視域下擁有了前所未有的開放性，漢學家對於中國古代文論的時空範圍和認知模式都有了較為新穎的界定。一方面，海外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引領我們走出了傳統的文論研究的『套板反應』，使我們感知到中國古代文論進入古今和中西對話的強大能力；但另一方面，海外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畢竟以西方學者為主體，從話語領導權來說，漢學家們在研究中消解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也正在逐漸構築一個隸屬於他們自己的話語體系，話語權因闡釋者的影響正逐漸發生變異。在漢學的影響之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和中國文學史的版圖都將被改寫，新的觀念、看法、視角必然會給本土文論原有的觀念帶來衝擊。從文藝學認知關係角度來說，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看似彼此獨立，實際上存在一種彼此關聯並相互影響的循環關係，三者當中的任何一種形態和認知理解的變化都會推動其他兩種存在形態的改變。拿目前最具影響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來說，其對於六朝文學的倚重以及對於明早中期文學存在的強調自然會變革中國古代文論中關於『情』、『采』、『文』甚或意識形態的認知取向。
　　理論問題的重新詮釋和改寫
　　一旦傳統文學史的觀念被挑戰，那麼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許多理論問題就可能在新的文學史形態背景下被重新詮釋和改寫，並催生出一種基於漢學理解基礎之上的關於中國古代文論現代闡釋的全新話語形態。這種新的話語形態一經形成，自然會對國內學界的研究產生一種傾向性的影響。從積極的方面來說，海外漢學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西學語境和國際化視野，使部分表述體現出比較明顯的與西方文藝理論譜系的交融與對話特徵，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在與西方現代文論的對接與互動方面顯得相對自然而順暢。然而，海外研究自身的中西理論隔閡還是難以避免的。因為雖然漢學研究的內容是關於中國的，但它是發生在域外、由『外國人』所做的學問；雖然材料、文獻都是中國的，但是在學術規範和方法上乃至最終的問題意識上，許多海外漢學家難免從一個『他者』的角度來審視中國古代文論。因此，要準確把握漢學生態下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發展路向和特徵，就必須認真理會漢學家的知識譜系對於中國古代文論的重構功能，就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任何以西方現成的理論直接套用在中國經驗之上的努力都不免要淪為『削足適履』。雖然現象學、存在主義、精神分析、象徵主義、表現主義、印象主義、意象主義乃至結構主義等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一些漢學家對於中國古代文論的理解，但在面對海外漢學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成果時務必要避免一種無知而樂觀的傾向，必須加強對漢學傳統和理論語境的進一步了解，同時深入修正本土中國古代文論固步自封的研究狀態，然後才能有效地推動其對世界的文藝理論研究和文藝發展產生積極的正態影響。
　　奇異的『他者話語』
　　漢學領域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尚未融入到國內研究的主流中來，其理論形態相對於本土研究的獨立性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這種獨立性使漢學家們擁有了一種優於本土話語的前瞻性理解，同時阻止着漢學家們形成一種對於中國古代文論的透徹性理解。對於本土學者來說，海外漢學家的研究是一種與本土現成學術規範不同的奇異的『他者話語』，一種異質性的理論形態。這種異質性的理論形態的形成從客觀上講主要受制於海外的學術譜系、文化環境以及漢學言說的具體語境，從主觀的層面來說，則和漢學家本身的知識譜系和趣味選擇有着非常重要的聯繫。從某種意義上說，漢學領域某一中國文論範疇的流行即是一種知識的選擇，也是一種文化的選擇，中國古代文論一旦脫離本土的話語環境和文化預設，其意義指向就必然會發生嬗變。另一方面，雖然先天就具備一種西學的視角和立場，但是漢學家的身份決定了他們也是中國古代文論固有批評傳統的闡釋者，其任務和本土學者一樣，是要延展激活並利用中國的理論，將之作為自身所處文化和文藝理論情境中具有『政治反應力』的思想體系的組成部分。
　　要準確理解海外漢學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就必須融合漢學特殊的歷史文化情境作整體之思；要從複雜的漢學生態情境中梳理出中國古代文論的意涵演化軌跡，就必須基於一種文化視野和問題意識，多維度地介入中國古代文論的漢學生態結構，將研究納入更大的文化學術系統中進行考察，將文論話語視為某種整體性文化觀念的一種獨特表現形式，在考察其發生發展的基本特徵時能夠注意到漢學整體性文化觀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進而準確梳理漢學視域下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理論形態及其在西方文論參照互滲過程中的演化邏輯，尋求中國古代文論在漢學意義系統中的當下合法性。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