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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戰疏】是三國時期曹魏元老華歆向魏明帝所陳奏章，也是【三國志】中為數不多的名篇之一。在該作品中，華歆認識到三國鼎立已成定局，極力主張內蓄國力，外觀時變，萬不可輕啟戰端，以免生靈塗炭、功敗垂成。此外，他又提出攻伐敵國，必須以『廟勝』為主，武力為輔，其止戈為武的民本思想與深謀遠慮的戰略眼光，躍然紙上。下面筆者僅就此作的文化特色，淺述四點。
一，忠文之道，三政循環。
【止戰疏】開篇立論，提出『兵亂以來，過逾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跡。』此句先是以八個字概括四方擾攘，征戰不休的現狀，緊接着力諫曹叡效法成、康，推行德政，可謂要言不煩，節奏明快。
回眸上古，夏、商、周三個朝代都實施不同的禮教，春秋時期的五位霸主，也各自頒佈不同的法規。這並不是諸王之間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凸顯自己特立獨行，而是為了用不同的方針政策來補漏救偏。
所以古來的聖賢豪傑匡時救弊，推行三種大相逕庭的策略：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王者之政化之。
魏武帝生於漢末，時有董卓篡逆，二袁鷹揚，呂布虎俟，馬韓囂張，正所謂『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在這種局面下，若不以霸者之威，震懾殊俗，恐怕真的是『不知當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文帝時期，雖然天下略定，逐漸承平，然而迫於剛剛代漢自立，人心未附，加之以羌胡亂邊，故不得不以強硬國策，明正賞罰，使『武夫懷恩，文士歸德』。
【左傳】上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至明帝時期，如果繼續對內苛刑猛政，對外求取武功，就顯得有些暴虐無道，必須調整戰略，懷柔四海。
華歆認為，任何王朝的興衰存廢，都在於為帝者能否將這三項政略有機循環。
二，相時而戰，廟勝為先。
對於如何剿平吳、蜀，華歆主張上兵伐謀。這不惟是他對這兩個割據勢力的發展前景有着清醒的認識和準確的判斷，更在於他以古鑒今，明察成敗。所以他才敢斬釘截鐵的在文章中說：『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
『負險延命』這四個字，應當是對吳、蜀兩國狀況的最佳概括。因為曹魏集團『執天下牛耳』的歷史地位，在其擊敗袁紹以後，就基本形成了。後又經兩代發展，其人口數量多達四百餘萬，疆域北接遼東，南依秦嶺，坐擁司、豫、兗、青、徐、涼、雍、冀、幽、並、揚等十多個大州。任何力量想從外部加以進擊，只能是蚍蜉撼樹。另外，蜀相雖然是『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然而『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再加上未得其時，根本難以伸張。吳主儘管能夠『屈身忍辱，任才尚計』，算是一代雄傑，但是論及開疆拓土的本事，比之其兄可謂相差甚遠，況且他還『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間接為東吳滅亡埋下重大隱患。
因此華歆料定，假使曹魏內部不生變亂，『二賊』終其一生，不過偏霸一方而已。所以只要曹叡持續『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不急不躁，自然可以做到『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
但是如果急功近利，輕身赴險，可能瞬間成敗異變。凡為老成謀國之人，最忌『畢其功於一役』的做法，華歆尤甚。緣於他初任議郎其時，恰是官渡大戰之際。此間成敗得失的寶訓，叫人刻骨銘心。
回想戰前，田豐就曾以死諍諫：『將軍據山河之固…………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可惜袁紹不聽，以致喪家失所。
田豐的這番言語，與華歆所見略同，但是後者在【止戰疏】中表述的更為簡明扼要：『且千裏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可見華、田二人，皆輕武力而重『廟勝』。
法家學派將『廟勝』釋義為：廟攻而勝。意思是朝廷預先制定的克敵制勝的謀略。並認為古來的廟勝之策，無非有六：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托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提出明君賢相對此六事應該『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
【尉繚子•戰威】也說：『刑如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
三，勤於治道，應權通變。
先賢為政，尤其重視對歷代治理國家的方針、政策、措施、法令等加以抽絲剝繭，悉心研究。惟其如此，才有可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敗的奧秘，暢曉治亂的根源，面臨紛繁複雜的時局而不迷惑，遇到萬分棘手的問題也能決斷。
但作為上邦大國的臣子，往往多勸其主爭功尚名，以邀一時之寵溺，卻令君王由此遠離『治道』，國祚日衰。
華歆作為大魏國柱，能夠剛直不阿，在【止戰疏】中勸諭曹叡：『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可以說十分難得。
【禮記•樂記】：『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由此可見，所謂『治道』者，治國之聖道也。其內容之廣袤，可循跡於稷下。
古時經國緯政的道理是這樣：國家應該修養生息，君主就在民間傳播『無為而治』的黃老的思想；國家需要厲行節儉，君主就提倡墨家的『強本節用』；國家想要吏治清明，君主就推行法家的『抱法處勢』；國家想要重修四維，君主就尊崇儒家的『詩書禮樂』；國家欲圖上下有別，各盡職能，君主就推崇名實家的『控名責實』。
然而道家『長於養性，不可臨危』，墨家『儉而難遵』，法家『嚴而少恩』，儒家『博而少要，勞而無功』，名實家『苛察繳繞』，也都有其一定的弊端。
在華歆看來，作為一國君主，必須把握『法宜其事則理，事適其務故有功』的原則，應權通變，因時制宜，有所取捨。這樣才算真正懂得『治道』。
四，止戈為武，容民畜眾。
在文章的倒數第二段，作者慷慨陳詞，言辭峻切，不留情面，強烈地反映了華歆『止戈為武』的戰爭觀和『從道不從君』的民本思想：『如聞今年征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
意思是陛下今年征戰，農業荒廢。帝王家應以百姓為本，百姓又以衣食為先。必須先讓全國無饑寒的危害，百姓無離家出逃的顧慮，這才是國家的幸運。這樣一來，二賊的慘敗，就指日可待。
末尾，作者滿懷忠誠，情真意切的說道：『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直將一腔『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臣殘陽』的濟世情懷，潑灑得淋漓盡致。
曹叡讀完【止戰疏】後，感慨萬千道：『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亡哉？』遂罷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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