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已經沒有正義？留美女研究生遊行被捕後深有感觸

中國人已經沒有正義？留美女研究生遊行被捕後深有感觸

作者在紐約反警察遊行中被拘捕，美聯社圖片

A、一聲『No』讓我戴上手銬

紐約4月29日下午6點，人們從四面八方向市中心的聯合廣場集結，一場聲援巴爾的摩、抗議警察暴力的集會即將開始，對正越來越認同社會運動的我來說，這樣的活動當然不能錯過。

晚7點左右，聯合廣場北側已經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警察也早在附近集結嚴防。各種組織、小組和個人在隊伍中打着橫幅，舉着牌子，拿着擴音喇叭，聲討種族主義、國家和警察暴力、資本主義、表達對巴爾的摩的支持，以及對黑人青年弗萊迪·格雷的悼念。集會在眾人齊聲一遍遍重複『All day, All night, We Will Fight for Freddie Gray』（每一天，每一夜，我們會為格雷戰鬥不息）的口號聲中達到高潮。

7點20分左右，人群決定轉向遊行，浩浩蕩蕩從百老匯大道沿第17大街往西去。很快，警察用人牆和車牆封鎖了前進的道路，一名警察提着廣播喇叭，反覆大音量播放公告，要求人群撤離道路，退回人行道，否則就以擾亂交通的罪名施行逮捕。警察是有備而來，非常強勢，多輛押送人員的大車已經等在周圍。與警方一起做好準備的，還有各路媒體，成群的記者舉着照相、攝像機等待着，天空中還盤旋着4架拍攝用的直升飛機。

大規模的逮捕很快開始，凡和警方有任何肢體衝突、哪怕只是抵抗推搡的，不服從警方命令的，都立即被捕。我看到很多男性被按倒在地，然後被捆綁和扭送進警車，還有一些並未反抗的人也被陸續銬起和扭走。本只是來『打醬油』的我，沒想到自己竟然很快成了其中一員。

15分鐘以後，警察成功將大部分人趕上人行道，並步步緊逼。在百老匯和17街交界的路口，一名警員要求我們『迅速退回人行道』，我看他態度和善，鬼使神差，弱弱地說了一句『No』，沒想到他竟然立即把我銬了起來！一切發生得太突然，我與其說是受到驚嚇，不如說是震驚於此刻的荒唐，還來不及反應什麼，就被迅速扭送向警車的方向。事後從媒體發布的照片看到，我當時是被3名警察牢牢鉗住戴上手銬的。

我的第一反應是：今晚恐怕回不去了，男友一定會很擔心。又開始怕被導師和學院領導知道，他們肯定會想：這麼個弱勢的國際學生，不好好讀書寫論文，主動找什麼亂子。作為一個從小特別怕惹事的乖乖女，想到他們失望的神情，我就壓力山大。

穿過長長的街道，快走到警車時，路邊的記者大聲問我的名字和生日。我不清楚自己應不應該說，這會不會加重我的罪名？『說出你的名字！警方巴不得你成為無名氏，他們希望別人看不到你們為正義做的這些！』警車旁一位黑人兄弟對我喊道。

一名看上去是高級警官的白老男人走過來把我的手機從褲兜里拿出。我喊：『你們要怎麼處理我的手機？』他很溫和地說：『別擔心，我們把它放到你的背包里。』我說手銬太緊，逮捕我的警員就鬆了一下塑料手銬。他們的態度極大地減輕了我的恐懼，我感覺他們無意也不敢對我們施暴，就是例行公事地終止我們的『搗亂』。

警車上已經有3名戴着手銬的女孩，隨後陸續又送進一些人，最終，我們這個車上載了11名『犯人』，6女5男，什麼顏色皮膚的都有，都是年輕人。聊天中得知車上其他5名女孩都是紐約各學校的本科生，她們一致認為，最晚明天早上肯定也會把我們放了，最多也就是交一些罰金。她們的淡定也減輕了我的不安，我們互相安慰支持，互相蹭着對方的肩膀，把飄在臉上的頭髮抹到一邊。

警車晃晃悠悠地啟動，很快到了市政廳附近的警局，然後不明原因地在路邊停了大約40分鐘。我們逐漸變得焦躁，胳膊僵硬，手腕疼痛。模仿另一個女孩，大着膽子，我也偷偷用銬着的雙手從背後掏出手機，給男友發了簡短的消息。

B、號子裡疲憊饑渴6小時

漫長的等待之後，我們終於被一個個卸了下來。逮捕我的警察弗蘭克認領了我。他解開我的手銬，帶我上繳了所有物品，領我報了道，還拍了照片，那是一張我和他的合影，表明我的案子就由他負責了。

看到他很和善，我就問他為什麼要抓我，他說：『讓你們退回人行道，誰讓你們不退。』隨後安慰：『沒什麼大問題，不會錄你們的指紋，應該是過一些手續，就會放了你們。』

我上繳了鞋帶，被搜了身，就被投入了警局最裡面的一個關押間。與其它已經幾乎填滿了的號子不同，這間一個人都沒有，我被發配過來或許是因為我一直在要求上廁所。其實，後來隨着這間號子裡的人越來越多，大家也只好當眾排便了。

號子又小又陰冷，有一個長形的鐵凳，冰涼。很快，曾與我同車的一個女孩也被分來了。她叫尼可，在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讀書，是個激進分子。她說自己16歲時被抓過一次，但是因為她是白人女性，所以量刑很輕，她說，美國人有一種迷思，認為白人女性總是無辜的。尼可在遊行中和朋友一起用胳膊鏈成人牆抵擋警察，最終被捉住推倒在地，臉上還有輕微劃傷。她說一個男性朋友被反推在地，可惡的警察還用腳踩了他的頭。

一個半小時後，我們迎來了活潑開朗的黑人姐姐阿什利。她當時站在人行道上，聽到一聲『捉住她』，就被向後撕扯着長發，銬上了雙手。她12歲的兒子在旁邊嚇哭了。好在警官允許她把鑰匙給了孩子，並答應護送他到地鐵站。我問她：『你什麼也沒做，為什麼不反抗？』她說，很多黑人男孩害怕警察，總是看到警察就跑，反而招致更暴力的對待甚至槍擊，向兒子示範被逮捕時應如何反應，這就是最好的機會。阿什利性格開朗，愛大笑，愛說話，號子裡立即熱鬧起來，沒那麼無聊了。據說我們有權要求撥打一個家庭電話，她向每一個路過的警察要求打電話給兒子，一再被敷衍，最終也沒有打成。

號子裡沒有鍾，我們只能偶爾向路過的警察問一下時間。大約1點的時候，新學院（編註：New School，一所有左派傾向的大學）20歲的本科生、白人姑娘莉莉進來了，新的話題和故事讓我們一起又打發了一些時間。莉莉說她第二天10點有課，不過被捕是一個很好的缺課理由。我很震驚，問她新學院鼓勵學生參與社會運動嗎？這在哥倫比亞大學是無法想象的。她說當然，新學院是個很激進的學校。

2點左右，一個也叫阿什利的20歲的白人女孩進來了。她顯然是所有人中最激進的，染着彩虹七色的短髮，滿口『fucking』、『fuck up』。她是1點鐘被捕的，原來集會還在繼續，我們驚嘆於人們的堅持。她當時有和警察對抗，而且破口大罵，結果頭被抵到了牆上，不僅脖子被扭傷，手背也擦傷了三塊皮。

實在是一望無際地無聊，沒有任何可看的東西、可做的事。或許應該找一些平常困惑的問題來思考，不至於那麼浪費時間，但等待的焦急讓人無法靜下心來，我們常常趴在號子的鐵欄杆邊，緊貼着，斜着往外看，鼻子恨不能都壓扁了，看是不是還有人進來或離開。每來個警員，我們都要興奮一下，希望打聽些消息，順便打發點時間。

號子裡的飲水機壞了，5個小時裡我們始終沒有水喝，要了多次，也沒有人理。弗蘭克來找過我兩次，問一些補充性的信息，每次都說『你很快就能出去』，有一次甚至說『幾分鐘之後就能出去』，然而每一次承諾都變成了兩個小時，我開始不相信他了。他一直很友善，而且長得有點像我姐夫，我感覺自己簡直把他當成了親人，感激又親切。我很快意識到自己可能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為什麼要去感激一個逮捕自己的、在暴力機關供職的人呢？

兩點半，我終於睏倦疲憊得不行了。這時，警察開始發牛奶和起司三明治，我們覺得不妙，發吃的說明我們一時半會走不了。5個人中只有二號阿什利吃了三明治，她說：『我吃這麼難吃的東西的唯一原因是我快要昏過去了，但我不想昏過去。』

C、釋放也要排隊

3點多了，我正坐在地上昏昏沉沉，獄友告訴我，尼可要走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以為自己第二天還得被弄到法庭呢。我在渾渾噩噩間和她道別，但同時開始擔外國人身份會給我帶來麻煩，對釋放突然失去了信心。一號阿什利姐姐大聲安慰我，不允許我悲觀。過了十多分鐘，弗蘭克警官來釋放我了，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和剩下的三個姐妹一一道別，因為沒有紙筆，也沒辦法留聯繫方式。

出來後，我被再次戴上手銬，這次是鐵的，硌得手生疼。我被要求靠牆站了一大會兒，說是因為規定一次只能釋放一個人，要等前面的人走。弗蘭克在我旁邊，他身後是一長隊拿着材料的警察。我這才明白為什麼辦手續花了那麼長時間，因為每到一處都是無盡的排隊。我意識到，犯人釋放之前警察也無法離開，看着他們睏倦、無聊、無力的臉，突然覺得他們就像奴工被這個龐大複雜的官僚體系折磨，我們只在這裡一天，而他們是天天都在這裡經歷這些。

終於，快4點的時候，我被押到門口，解下了手銬。看到大廳前台那兩台破舊的電腦，和拿着材料趴在前台在排隊的警員，我明白為什麼處理速度如此之慢，也不知這對我們和警察都是極大折磨的程序要進行到何時，在我後面還有至少100多人，前台旁邊的一個大號子裡還關着二三十個男人。排隊領取物品時，前面的女孩問弗蘭克他手臂上的兩道槓什麼意思，他說一道槓代表工齡五年。想到他已經在這裡十多年，不由得替他感到無奈，在這裡待一晚我都覺得窒息。

領到背包和鞋帶，我正式被釋放了。弗蘭克說，只要我在接下來的6個月不再犯事，這次逮捕就不會記錄在案。我說我從來沒犯過事，他說：『很好，繼續保持，我想你也不想再經歷一次了吧。』

路口有一群人迎上來，來自一個服務抗議者的公益法律服務機構。他們準備了水和食物，還給我一張寫着聯繫方式紙條，說他們會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天很冷，看到他們守在那裡迎接一個個被釋放的人，覺得他們真讓人敬佩。

我向地鐵走去，手機裡滿滿的是朋友們的郵件、短信、電話和信息，凌晨5點，我回到家。

D、反思：國家暴力就是要讓人『長記性』

雖然負責我的警官比較和善，也沒有遭受審訊和虐待，但我還是真切體會到了國家暴力的威懾。國家以管理公共空間為名限制集會和遊行的範圍，但與改變幾百年的系統性種族暴力相比，妨礙幾條街道的交通算得了什麼？但是，僅僅以妨礙交通的名義，警察就可以荷槍實彈地逮捕甚至毆打手無寸鐵的抗議者。被捕後我們完全失去自由，被限制在陰冷冰涼的小鐵屋裡，沒有人理，沒有水喝，沒有食物，沒地方睡覺，無聊、睏倦、飢餓、口渴，即便我們什麼罪也沒有犯，即便我們恰恰是最合格的公民。

在經歷這些折磨的過程中，最強烈的想法是：我再也不要坐牢了，後悔當時忤逆警察，讓自己落到這個地步。這個權力體系是如此強勢，而公民是那麼渺小，意識到這個現實，真讓人沮喪。然後，我開始明白抓捕和監禁的用意：用折磨讓你長記性，讓你膽怯變乖，再也不敢挑戰這個體系，於是，符合國家意願的秩序得以確立鞏固。

因為太渴望自由，我急於洗白自己，對警察一再強調說『No』只是開玩笑，我什麼都沒做。同被關押的尼可有直接衝撞警察，當負責我的警官說我會很快出去，而尼可那邊毫無消息時，我慶幸自己『罪行較輕』，並且竟然有了一絲得意。這種想法一出，我特別警惕：我這是在慶幸自己仍是一個不正義體系中的『良民』嗎？不敢挑戰這個體系為何值得得意？

E、反思：去政治化『關心』消解正義

被釋放後，我發現自己被捕的照片和視頻竟然上了至少三家知名媒體，同學們正在互相傳看。我的第一反應是感覺『丟人』——不得不承認，我沒有完全擺脫中國人賦予抗議被捕這種事的羞恥感。因為平日裡一副高潔正直、對弱勢群體權益熱情執着的樣子，我在中國學生群體中是另類，視頻中的我驚嚇、絕望、臉色蒼白，想到他們獵奇和幸災樂禍的評論，我真想躲起來。

果然各種『關心』向我砸來：『我們擔心死你了』『希望你的簽證身份不會受到影響』『萬一要交很多保釋金怎麼辦』……恰恰是這些誇張的擔憂讓我充滿心理壓力，好像我真的犯了罪。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的美國同學和老師。去年助教課上的學生莉薩在電視上看到後立即寫郵件問候，聽說我沒事又說：『請接受我對你昨晚所為的崇高敬意。』一位教授把我拉進辦公室問我是否有受到傷害，並且說：『我們為你感到驕傲！在我們心中，你就是一個英雄。』連一向膽小怕事的乖乖女韓國同學都非常誠懇地說：『我實在太為你感到驕傲了！』與此同時，一個全國性工會的朋友和律師積極幫助我確保不會留下任何案底。這些理解、肯定和幫助，讓我感覺安全又安心。

幾天來，美國同學和老師重複的是：發生在那個黑人男孩身上的事太可惡了，我很高興看到你也參加了抗議。而中國同學除了強調抗議的危險性，暗示我逞能差點闖禍之外沒有別的，既不談事件的重點——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也不對是否應該參加遊行表態。

一個朋友評論說：『這種去政治化的關心，將事件變成純個人問題，和對你摔了一跤、丟了個錢包的慰問差不多。』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面對中國同學的慰問，我最不舒服的就是將抗議『去意義化』。我仿佛被這樣一種價值審判：唯一重要的是安全，如果闖了禍，讓自己陷於危險，你就犯了錯，和真犯了罪的人沒有分別。以安全的名義，一切正義之事的意義都可以被名正言順地抹殺。

F、反思：政治冷漠沒有未來

這讓我想到遊行人群的大致構成：黑人白人占大部分，拉美人和其他棕色皮膚的人也有不少，唯獨缺少亞洲人尤其是東亞人。想必這也是在那麼多被捕者中，我被選中為媒體特寫的原因：一個黃皮膚的青年學生，而且還是女性。

5月1日國際勞動節，紐約人再次走上街頭為同一主題遊行，因為是法定節日，這次遊行是合法批准的。隊伍經過中國城，吸引了很多中國移民看熱鬧，在他們不解的眼光中，遊行者大概像耍猴的一樣。最戲劇性的是，一位中年女性向眾人破口大罵，因為妨礙了她過馬路。這些反應不禁讓人痛心。美國之所以成為移民的理想之地，是因為相對而言它尊重人權尊重以及相對民主和平等，而這些對弱勢群體尤其生死攸關的制度特徵，正是一波波社會運動的結果。可悲的是，遠離政治依然是許多受益於正義鬥爭的中國移民篤信的人生準則，而不遠離政治的人，要麼被視做神經病、搗亂分子，要麼被譏笑『太天真』。

不參與抗議對黑人暴力的社會運動，還與流行在中國人中的種族主義有關。華裔在美國屬於『模範移民』，是模仿白人中產階級最成功的移民群體，他們往往對處於最底層的黑人充滿優越感，『黑人窮是因為他們又懶又笨』是很多人對美國黑人『失敗』的自信解釋。『安全第一』的人生信條將黑人區妖魔化成不能踏入一步的雷區，擁有3000多名華人學生學者的哥大，正好與黑人區哈萊姆毗鄰，在中國學生學者中，流傳着這樣一條找房的黃金準則：125街以南，同等條件分別位於125街南北的房間，月租可以相差400到700美元。恰巧我就住在125街以北，於是常會被問候同情。

在中國居住過多年、也有很多中國朋友的同學萊尼曾對我說：『你有沒有發現，很多中國人特別種族主義？』作為每天在哥大這種精英富人俱樂部和哈萊姆之間往返的人，我怎能沒有發現？

在過去三年中，我在美國學習社會工作專業，同時被這裡的社會運動洗禮。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民權運動浪潮過去了三十多年，成果正在逐漸被磨滅，基於種族、階級、性別等等級制的不公在加劇，美國社會急需變革，我和同學都預感到，新一波的社會運動在醞釀。

『五一』那天，再次走在遊行的隊伍中，喊着口號，有那麼一刻，我萬分希望這發生在中國。如果繼續污名政治參與、嘲笑為正義吶喊的人，我們中國人還能不能有生活在公義社會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