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解三纲，皇帝无条件接受君臣监督
宋儒解三纲，皇帝无条件接受君臣监督
英国普通法体系中有一条所谓“君主不容有错”的原则，涵义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恶”差不多。逻辑上的道理是这样的：君主不容有错，即不负行政责任；只作为尊贵之国家象征，不过问实际行政；行政权委托给内阁，发生差错也由内阁负责；君主则超然事外。
一百年来，一直都有人声称，儒家那一套是鼓吹、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术。直到今天，持这种看法的人仍所在多有。平心而论，儒家经典中的一些提法，猛一看，也确实让人感觉是在宣扬君权专制。不过我想说，这种感觉多半是因为对儒学原典的误解所致，比如“君君臣臣”之说，原意是强调君臣各有义务，各守本分，但今天无数人硬是认为，这句话是说臣对君的绝对服从。
还有一些儒家原典上的话，可能本意的确有点维护君权之义。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宋人对这部分儒典的阐释，便会感受到一种逻辑逆转的趣味：这些貌似宣扬君主专制的话，经宋人一解释，原来却具有反对皇权专制的深意。 “三纲”说与反专制
最受人诟病的儒家话语大概要算“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看袁伟时老先生每次驳儒家政治学说，必将“三纲”拎出来批一番。从字面来看，所谓“君为臣纲”，似乎确实是在强调君对臣的绝对权威、臣对君的绝对服从。有什么可辩护的？——还是可以一辩。
“三纲”之说最早见于汉朝儒生整理的经书《白虎通》。今天许多人都相信，汉代的儒学经书实际上已经窜入不少法家、阴阳家之流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感染上皇权专制主义的成分。余英时先生便认为，“现代人攻击儒家，尤其集矢于‘三纲’说。但事实上，‘三纲’说也是法家的东西。韩非《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儒家‘三纲’之说渊源在此。”不过我不打算将责任完全推给法家，因为自汉之后，“三纲”之说确实成为儒家学说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那么宋朝儒家是如何理解“三纲”说的呢？让我先引用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一段话来说明：“即三纲而言之，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父为子纲，父正则子亦正矣；夫为妻纲，夫正则妻亦正矣。故为人君者，必正身以统其臣；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则三纲正矣。”
——显然，在真德秀的理解中，所谓“君为臣纲”，并不是说君对臣具有绝对的权威，而是说君主应以身作则，自觉充当众臣之表率。君正，臣才能正。这里的“纲”，并非指“权威”，而是指“模范”：君有责任成为臣之模范。你看，经真德秀这么一阐释，“君为臣纲”哪有半点为绝对皇权张目的含义？ 事实上，如果我们去检索文献，就会发现，历代士大夫向皇帝引述“君为臣纲”时，都不是为了论证“臣必须无条件服从君”，通常都是意在“格君心之非”，强调君主正人先正己的责任，甚至是以谴责的语气批评君主“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南宋淳熙七年，朱熹在给孝宗皇帝的上书中便说：“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朱熹所说的“纪纲”，当指“三纲六纪”。众所周知，朱熹是坚持“三纲”说的死硬分子，但这半点都不影响他一贯抗议皇帝专权的立场。
苏轼对“作威”“作福”的重新解释
另一部儒家原典《尚书·洪范》中有一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也深受诟病。人们一般将其理解为“只有君王才能独揽威权、擅行赏罚”。听起来，此说维护君权专制的意味是非常浓郁的。
《尚书》原文已在秦火中佚失，传世的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均为汉儒整理，人们相信其中许多篇目乃是汉代人之伪作。不过，《尚书》一直被汉后儒家奉为经典，不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说是不是汉人伪造，它都已经成为儒家义理了。关键是，后世的儒家如何理解、阐释它的涵义。
宋代已有士大夫对“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说提出质疑，如南宋儒家李衡在《乐庵语录》上说：“惟辟作威，固是如此，纣之作威杀戮，岂不是作威？乃以此得罪天下，后世惟有徳然后可以作威，故曰徳威惟畏。”不过李衡的观点谈不上新鲜，大致不脱“仁政”的思路。
令我忍不住击节叫好的是苏轼的解释：“‘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苏轼的意思是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确实是为君之道，而君主要做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则应当舍己从众，不持己见，让自己成为“天下公议”的代表，公议所赞成者，君主遵从之；公议所反对者，君主放弃之。这样，君主的权威就不会被一二权臣所侵夺。
如果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的原意确实有鼓吹君权专制之嫌，但让苏大学士这么一阐释，立即就“化腐朽为神奇”，获得了全新的涵义，不但毫无专制的意思，而且透出几分“民主”的味道来。
宋人建立的政体当然不是民主政体，不过崇尚公议、反对皇帝专断，则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识，朱熹就曾告诫皇帝：“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因此，当宋宁宗稍露出一点专制的苗头时，朱熹马上便毫不客气地向宁宗提出抗议：“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在朱熹看来，政事若任由皇帝专断，即使皇帝天纵英明，决断无皆合事理，也不是“为治之体”。
如此说来，苏轼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推导出“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也非个人的标新立异，而是当时士大夫共识的反映。 司马光：君主无为，大臣掌权担责
还有一句听起来无疑是为绝对皇权张目的儒家立论，来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意思是说，皇上您永远正确，错的都是臣下。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是汉代“儒学法家化的一个显型”，《韩非子》中有“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之语，便是董仲舒“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的思想之来源。
我们不必否认汉代复兴的儒家受到法家专制主义的感染，至少董仲舒本人是“君尊臣卑”理论的积极吹鼓手。不过，从“君不名恶，臣不名善”是不是就必定推导出绝对皇权？也未必。
英国普通法体系中有一条所谓“君主不容有错（The king can do no wrong）”的原则，涵义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恶”差不多。恰恰是这一原则，构成了英国虚君立宪框架下责任内阁制的法理基础，逻辑上的道理是这样的：君主不容有错，即不负行政责任；如何不负行政责任？君主只作为尊贵之国家象征，不过问实际行政；行政权委托给内阁，发生差错也由内阁负责；君主则超然事外。
现在的问题是，这里面的道理，宋代中国的儒家是不是也弄明白了？恰好北宋大学者司马光写过一篇《功名论》，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自古人臣有功者谁哉？愚以为，人臣未尝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意思与“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相近。司马光这么说，是要拍皇帝的马屁吗？不是。司马光在文章中接着写道：既然所有的功名都归于君主，那么，君主就应该给予执政大臣充分的信任，让他们掌执政之权，“人主端拱无为”即可，自可“享其功利、收其荣名而已矣”。“古之圣帝明王”都是这么治理天下的。
——原来司马光的用意，是希望君主象征化，无为而治；具体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大臣。反正人臣的功名，最终都将归于君主，君主又何必亲自操劳呢？不能不承认，司马光的推论，在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司马光是从“功名”（“善皆归于君”）的角度推导出君主应当“端拱无为”的。另有一些宋代士大夫则从“责任”（“恶皆归于臣”）的角度，同样推论出君主不应该亲裁政务。宋神宗时，由于“内外事多陛下亲批”，皇帝出现专权的倾向，大臣富弼便劝诫宋神宗：陛下亲批政事，“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为什么富弼反对皇帝亲批政务？因为君主是难以承担行政责任的——总不能经常更换皇帝吧，倘若出错，“咎将谁执”？因此，皇帝还是“垂拱无为”的好。
我们再将朱熹的见解补充进来，从“君不名恶”推出“虚君制”的逻辑链就更加完整了。朱熹是这么说的：“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在朱熹看来，人主不负责任，所以每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命令，都必须由执政大臣合议、经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审核通过，才可以发布于王庭。这样，即使事后发现该命令有错，也可以由执政大臣负其责。
在我看来，这一宋人心仪的政体，虽然称不上“虚君立宪”，但已庶几接近“责任内阁制”了。而它的法理基础，居然就是看似鼓吹绝对皇权的“君不名恶，臣不名善”理论。
“君为臣纲”“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君不名恶，臣不名善”是儒学原典上三个比较碍眼的论点，确实给人一种鼓吹皇权专制的观感。但经宋人一解释，其专制的意味立即得到逆转，变成了强调君主责任、限制君主专权的意思。而且，整个推论的过程，完全合乎逻辑律，而不是信口开河、语不惊人誓不休——这便是宋人阐释儒家政治学的智慧了。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